《财经国家周刊》：中国不需要保留一个政策性银行吗？
蒋超良：完成商业化转型后，就不叫政策性银行，而叫开发性金融机构，是商业银行框架下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财经国家周刊》：这就牵扯到一个定位的问题了。国开行没有转型前，商业银行经常诉苦说国开行抢了他们的业务，那现在开发性金融机构和一般商业银行的定位区别又是什么？
蒋超良：国开行跟一般商业银行的差异非常明显。一般商业银行是存款类的零售银行，主要做中短期贷款，这个与它的资金来源是匹配的，而国开行是债券类批发银行，主要做中长期的项目融资。
从分工上来说，国开行主要从事“两基一支”（即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融资支持。
另外，在支持企业“走出去”以及国家资源、能源战略方面，国开行是提供融资支持的主力。但是在一些民生金融领域，我们跟商业银行会有交叉，但在业务性质上还是有很大区别，包括风险控制体系、业务流程、信用结构的安排等。
债信有望延长
在政策性银行时代，国开债信用等同国家信用，风险权重为零。截至2009年12月17日，国开债累计发行量突破5万亿元。随着商业化转型启动，国开行债信面临冲击。2009年5月4日，银监会书面回复国开行，在2010年底之前发行的人民币债券风险权重为0%，直至债券到期。
《财经国家周刊》：国开行启动商业化转型后，“国开债”的债信问题一直广为市场关注。之前确定的方案是到2010年底前风险权重为零，现在大限将至，2010年之后呢？
蒋超良：按照国务院的改革方案，“国开债”的债信有一个过渡期。国务院和有关监管部门最近对国开债的债信进行了重新思考，过渡期可能会延长。
原因之一在于，国开行作为一个国有全资股份制银行，其股东是财政部和汇金公司。财政部当然是主权信用，而汇金也是主权信用，那么两个股东投资办的国开行是国有全资性质，也应该享受等同主权的债信。
原因之二是，国开债的债信问题并不仅是国开行的问题，而是整个金融战略的安排问题。如果国开债的债信定为机构信用，由于持有国开债的很多是银行，若按照一定的债券风险权重算，商业银行持有的加权风险资产就会提高，进而降低其资本充足率，这样就不会有银行愿意持有国开债。
如果机构不买，国开行的资金来源就有风险，进而出现国开行的老债本息归还困难，会引发银行间的交叉违约，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所以，国开行的债信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与国家的整个金融发展战略、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安排联系在一起的。
基于此，国开行的债信应该考虑是否要等同国家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