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富，一方面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产生财富涌流效应，民营企业家自身打拼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其财源的公平性、合法性问题。“经常在富人的圈子里打滚”的北京一家不愿具名的融资公司的副总经理说，据他观察，在北京，巨大财富的拥有者除正常创富外，还有大量的“三种人”：一是靠权力和资本寻租的人；二是灰色收入者；三是从事采矿等资源性或垄断性行业。富人的年龄集中在35～55岁之间。他甚至认为，富人的圈子里依靠勤劳致富的不过30%。

    “DUODEFU奢侈品”网站运营人曹忠杰说，为什么土地、煤炭业等垄断资源在国外很少是私人致富的领域，而在中国却快速成就了一代财富者？这一现象确实值得好好反思。

    流向过度集中，财富品质有待提升

    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高储蓄率已经并将持续迅速创造财富。但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中国财富集中度过高，且这一趋势在加速之中。

    财富流向过于集中，对社会财富分配模式亮出预警信号。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杨建华教授十多年持续关注、调研财富分配问题。他告诉本刊记者，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举世瞩目。但同时财富的流向值得关注，越来越多的财富掌控在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仍在日益拉大。

    他说，根据库兹涅茨1995年提出的著名的收入分配差距“倒U”型假设，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在人均GDP在1000至3000美元之间时，收入分配差距会恶化，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目前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

    杨建华2009年主持一次针对浙江省收入分配的调查结果显示，浙江省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但收入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拉大。不论阶层、群体、户籍、性别，还是政治面貌，不同社会群体对社会贫富差距程度的主观感受及判断评价非常接近，认为现在社会贫富差距很大的竟然占受访对象的80%左右。

    杨建华告诉本刊记者，从问卷看，贫富差距过大已成所有社会群体的共同认知。这种感受是否准确，以他多年做社会调查的实践看，这与客观现实比较吻合，无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还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确实过大。

    “正常的社会是广泛地藏富于民，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多少不等的财富，而不是让巨额社会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杨建华说，现在，资本在国民财富初次分配中占比太大了，劳动在分配中的占比过小。从记者采访看，社会财富过度集中的现状引发了不少人对“按劳分配还是按资分配”的质疑。“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是橄榄型，也不是金字塔形了，而是呈现‘倒丁’字型，底层庞大，很少拥有财富，拥有巨富的一‘竖’很小。”杨建华坦言，“这样的社会结构有较高风险，不稳定。”

    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指出，现在有不少资源掌控在官员及其家属、代理人手中，变权钱交易为掌控资源，比如土地、道路等稀缺资源。这是反腐败面临的新问题。“官员与巨商的结合来迅速致富，是令人不安的，这是对国家根基的侵蚀，要高度警觉。”

    “有追求，无信仰”是本刊记者访谈的不同人士对财富群体较普遍的评价。近年来，中国财富群体从事慈善活动的有所增多，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在增强，但整体上还是偏弱。“10年来，我们看到中国富豪作为一个群体的诞生和成长；5年来，我们看到慈善逐渐成为少部分企业家的一种生活方式。”胡润说，“2009年的调查报告让我深刻感觉到中国富豪开始注重提升自己的财富和生活品质。”但同时，更多富人还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甚至缺少慈悲之怀和荣辱之心，作奸犯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胡润百富榜上曾经的上榜者黄光裕、周正毅、周小弟等数十人因触犯法律而受惩处。

    上述北京一家不愿具名的融资公司副总经理说，富人在政治诉求上愿望较强烈，很多人想方设法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目的是为了给自己镀金，或方便继续聚集财富，或增加保护自身财富的筹码。但他们中有真正信仰的人不多，“多数人没有信仰，也就是什么都不信，只信钱。”

    胡润表示，他很不解，为什么中国人会带着自豪的口吻去谈论澳门成了全球最兴旺的博彩业场所——因为中国富豪是常客就支撑了一个全球赌场第一，那应该是耻辱。“光靠金钱，永远无法批量制造贵族。”他认为，成熟的财富群体是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和追求人生意义的。（徐寿松 周伟 陈冀 颜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