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左）弗里德曼（右）

    萨缪尔森等到了一个正确的时间去世,金融危机中新自由主义的无能和凯恩斯主义的回潮足够让他体面地去天堂见他的老对手弗里德曼。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一次访谈中萨缪尔森有些得意地说:“今天,我们见识了米尔顿认为的一个市场能够调节它自身的观点到底有多么的错误,凯恩斯的观点起到了重要的引导性角色。我希望弗里德曼依然活着,这样他就能够见证了他自己观念中的极端主义是如何导致自身的失败的。”

    但当下纪念萨缪尔森却没有2006年纪念弗里德曼那般热闹,这是因为后者的徒子徒孙在绝对数量上远远超过前者,经济危机虽然让弗里德曼的信徒们颇为尴尬,但在话语权上他们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国内舆论对萨缪尔森的评价较为暧昧,似乎他就只有那本《经济学》教科书可以拿来说。更有意思的是,弗里德曼去世之后是一边倒的溢美之词,现在,又有不少经济学人跳出来宣称萨缪尔森没有弗里德曼伟大。这种质疑仍然跳不过两种路线之争,跳不过某些派别的经济学人对主张“大政府”和“反对不平等”的萨缪尔森的戒备。在他们看来,如此表态是重要的,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极有可能导致凯恩斯主义的某些理论重新回流。而作为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萨缪尔森去世引发的不少有所保留的赞誉也是自然而然。

    但主义之争绝不应该是萨缪尔森去世的主旋律,即便弗里德曼这个老对手也终生给予萨缪尔森最高的尊敬。实际上,不管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如何此消彼长,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的地位却任何时候都不可动摇。某种程度上,二者的学术之争无高下之分。这种学术上的竞争反映到政治经济上就是贯穿二十世纪至今的西方思想史的两大线索,即政治上的民主和集权之争,经济上的自由与干预之争。对双方来说,这种“争”的意义不在于谁胜谁负,而在于他们实现了学术力量的均衡。在实际应用上,一方的失败往往由另一方来拯救,某个时代他们中的一方会占上风,但优势一方也不会完全抛弃另一方。在学术上理念上他们可能是最大的敌人,但他们恰恰又是彼此最忠实的依靠,任何一方失去对方都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他们都不是激进主义,因为激进主义意味着一方对一方完全征服,让对方完全消失。无论左右,他们都不会逾越西方传统哲学和新教伦理的边界。

    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各自代表的思想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正如有萨缪尔森在肯尼迪时代的辉煌,也就会有弗里德曼在里根时代的独领风骚,但即便在各自的时代,对方仍然保持着学术的崇高地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代表不同的思想却都同时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可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成功正在于既拥有弗里德曼,也拥有萨缪尔森,任何一方缺场都不是完整的主流经济学。这有点像我们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弗里德曼去世时萨缪尔森称赞他“改变了经济学家这一职业的构造和思想意识,比其他任何人都深远”,而弗里德曼终生对他的对手保持着尊敬,这是一对多么优雅的对手。（朱迅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