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周，哥本哈根会议的前景忽明忽暗。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参加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表态，再次燃起了全球对这次会议取得成功的期待。气候变化问题表面上是环境问题，其实质却关乎政治和经济问题。这次会议乃至今后全球遏制气候变暖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议题的解决程度。

    首先，发达国家不附加条件地明确2020年前的中期减排目标，是哥本哈根大会达成新协议的关键。否则，国际社会就无法采取必要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而发展中国家也不会相信发达国家愿意承担应有的责任。从目前看，众多发达国家都提出了自己的减排承诺，但往往都带有附加条件，有试图回避或“转嫁”减排目标的嫌疑，这为实质性成果的达成埋下了阴影。

    其次，如何化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分歧，将影响到哥本哈根新协议达成的完整性。南北两大阵营矛盾的核心是对发展经济空间的争夺，争论焦点在于是否贯彻公平性原则，强调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历史责任。在这一点上，发展中国家表现空前团结。很显然，不能以发达国家的标准要求发展中国家，毕竟发达国家发展的时代曾是“无限制排放”的时代。本月早些时候，在西班牙举行的气候变化会议上，非洲50多个国家就因不满西方国家毫无谈判诚意而集体退场抗议。

    再次，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否自愿提出减排目标、目标能否得到发达国家的认可，将可部分弥补“京都时代”遗留下来的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任务的缺陷。目前来看，延续《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依然是两大阵营对话的基石。而在自愿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若各自作出减排承诺，将部分解决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尤其对美国来说，如果美国民众不亲眼目睹主要发展中国家参与合作的强烈意愿，很难指望明年的参议院能通过减排法案。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自愿作出的高标准减排目标，为这次气候大会取得成效带来了希望。但如果发达国家依然要求发展中国家“强制性减排”，这必将更激化两大阵营的矛盾。

    最后，能否明确对发展中国家资金供应的方法，很大程度上能决定全球减排行动的广度与力度。由于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具备完成减排承诺的实力。而新兴经济体的减排行动规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通过国际合作有效地得到资金和洁净技术。从目前看，明确每个发达国家需承担的资金数额以及资金来源，尚有难度。

    从目前看，种种纠葛可能预示着哥本哈根大会将达成一个“政治协议”，而非“广泛的、具有法律约束力”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