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现代化”是党对工业化战略的深化。从1959年底至1960年初，党开始变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为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重提“四个现代化”，并逐步认识到“四个现代化”不是现代化的全部内容，此外还包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1987年以后，开始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代替“四个现代化”，并提出了三步走战略。

    口述者：杨乐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参会者。

    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在有6000人参加的开幕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 新华社发

　　重提“四个现代化”与“科技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31年前邓小平同志的声音，现在还言犹在耳。

    1978年3月18日～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在有6000人参加的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号召“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当年，我和我的同伴张广厚一道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这次全国科学大会。就在那个神圣的地方，就在那个神圣的时刻，我第一次听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全场掌声雷动。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制定的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我当时想，就在今天，中国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我和张广厚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1962年毕业。当年，我们一起考进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后来开始合作研究。1965年9月份，我们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1966年我们研究生毕业，文革开始，我们不得不停止了研究。那时，我们还住在中科院数学所的集体宿舍。要么政治学习，要么写大字报，要么到学校看大字报，就是不能看书学习研究，否则就会被批为走白专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后来，又到农场劳动、到中学教书、到工厂干活，直到1971年林彪垮台。

    这时，周恩来过问科学院的工作，研究环境稍有转机。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陈省身、杨振宁等科学家开始回国访问，他们看到中国的状况，曾婉转地表示，基础理论研究还是有意义的。

    1971年底—1972年初，我和张广厚重新开始了研究工作。首先是搜索本领域世界最前沿的进展。期间，看到了一篇美国同行的文章，文中提到了我和张广厚的研究成果。原来，文革前我和张广厚发的那篇论文，恰好解决了1964年一位英国数学家W．K．Hayman提出的一个问题。从那时起，我和张广厚先后在函数值分布理论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1976年5月美国纯粹数学（相当于国内的基础数学）与应用数学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想深入地考察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为了“展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中方组织了60多场学术报告。但美国人的总体评价是，中国的数学研究与世隔绝，研究水平比较一般。不过，特别指出，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与杨乐、张广厚的“函数值的分布理论”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张广厚受到了重视。次年2月，新华社采访了我们好多次，我们开始压根也没想到宣传态势那么大。结果，2月26日，人民日报等几个大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杨乐、张广厚在函数论领域做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贡献。那天报纸引用的毛主席语录是“又红又专”。

    到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预示着科学的春天真正到来。大会闭幕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并由著名播音员虹云当场朗读。会场一片沸腾。

    回首往事，我认为，四个现代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不仅为科学家带来了春天，也为祖国带来了春天。今年是共和国60周年，我们应该吸取过去的教训，不走弯路，珍惜时光，努力将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伟大的祖国。 （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胡雪琴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