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至1956年，新中国用4年时间完成了三大改造。这是国家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与农业改造、手工业改造一起，民族工商业改造的完成标志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完成。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经济环境看，虽然民族工商业改造运动中存在过急过快的问题，但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口述者：李建勋

    原同仁堂药店经理、支部书记。1934年生，18岁到同仁堂工作，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同仁堂公私合营及发展全过程。

    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各界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乐松生代表北京市工商界同业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报喜。     

    亲见同仁堂新生

    正当上海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合营搞得如火如荼时，北京也在加紧推进资本主义商业的公私合营。1954年，北京选择大有粮店、稻香村食品店、同仁堂国药店、六必居酱园等10家较大的、具有传统特色的资本主义零售商店进行公私合营试点，同仁堂走在了前面。

    静观其变

    我是在同仁堂公私合营之前的1953年来到同仁堂的。1948年解放军围城打仗，当时的同仁堂虽然名气大，但是因为战争的缘故销售量并不高。我记得当时的统计显示，1948年同仁堂的年生产量为16万元（旧币），销售额只有30万元（旧币），销售情况并不太好。

    众所周知，同仁堂是闻名全国的中药店，总店设在北京，创建于清朝康熙八年（1669年）。乾隆十八年（1753年），一场大火将同仁堂毁于一旦，又逢掌门人谢世，在清廷主持下，开始招募股本，此后，乐家药铺便成了外姓多股经营。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乐氏十世乐平泉光复祖业，重现同仁堂盛世。1948年底时，京城同仁堂乐氏第十三世乐松生主事。此时，同仁堂资产约有80万元（旧币），职工190余人。

    实际上，早在北平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就把未来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政策送到乐家了，但是乐家人对政策将信将疑，乐松生为此还去了天津他自己名下的达仁堂当了副职，以静观北京的变化。

    当时同仁堂由四大房(即乐平泉的四个儿子)共管，每房轮流管理。当时的同仁堂很混乱，无论轮到哪房“当家”，都会偷偷中饱私囊，然后在外面开设属于自己的药店。各房之间，龃龉不断。

    1948年就已经是同仁堂经理的乐松生能回到同仁堂主事，则缘于1950年同仁堂发生的一起劳资纠纷。当时工人们要求把工资涨到销售额的32%，而资方只同意给销售额的28%，结果几次谈判没有结果。那时我还在其他药店做工，我听说工人们都希望乐松生回来主持谈判，因为工人们觉得乐松生很开明。果不其然，请回乐松生以后，谈判获得了成功，劳资双方达成了30%的协议。后来同仁堂的工人们还对我提起乐松生当时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大家不管伙计还是东家都是同仁堂人，买卖好了，我们吃肉，大家喝点肥汤。”工人们一直记在了心里，感到很温暖。

    建国初期，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来临，城市资本主义同农村的联系被割断，资本主义独立生存的条件已经失去，资本家第一次发现自己真正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开始意识到，工商业改造已是大势所趋。于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始对前途感到茫然，终日惶惶不安，甚至对生产已是无心过问了。在公私合营之前的同仁堂也曾经是这样的状态，乐氏企业有好几家，谁也不好好经营企业，也不肯带头申请公私合营，同仁堂的发展一度停滞不前。

    那时同仁堂虽然有190余名职工，但是做药的工人也就40多个，解放以后，尤其是1950年、1951年，政府不仅没有没收同仁堂的财产，反而加大了对民族资本家的扶持，帮助同仁堂和全国合作总社等签订了销售合同，40多个工人一下子就忙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