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大批官员和知识分子投身私营工商界。据当时人事部统计，1992年，辞官下海者12万人，不辞官却投身商海的人超过1000万人。

　　口述者：王梓木

    1996年从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职位下海组建华泰财产保险公司，任董事长，成为干部下海潮中的成功典范。1953年生人。

    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正式实施。图为黑龙江一读者正在新华书店翻阅公务员法读本。小 刚摄（资料图片）     

    我下海后没给朱镕基总理“找事添乱”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一场“干部下海”高潮在全国兴起。我也投身其中，于1996年组建了华泰财产保险公司，当时是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财产保险公司。

    商场与官场不同。做官，总要希望谋求更高的职位。而在商场里，我能把一个公司从小做到大，职务没变、公司在变，感觉很不错。

    “我还能干好什么”

    1969年，年仅16岁的我作为哈尔滨知青来到了柳河五七干校。我一边从事着体力劳动，一边开始接触马列著作。那时候的我们几乎什么农活都做，犁地、铲地、耕地、割麦子、插秧、种菜、喂猪、护林、打井、盖房子等等。

    那时的我对政治充满了兴趣。期间，干校需要派人到山里养蜂，由于养蜂辛苦孤单，山里又经常有野兽出没，所以没有人敢报名去。可我却选择了去养蜜蜂。也正是这个决定，让我能有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去接触《社会发展史》、《世界历史》、《中国通史》等“大部头”，并足足做了几大本子的笔记。

    1973年，柳河五七干校从知青中挑选了10个人到校部马列教研室当教员，我被选中了。两年后，我又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吉林大学读经济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委党校教政治经济学。黑龙江省里的许多高级干部们都听我讲过课。

    不过，站在省一级党校的讲台上，我觉得自己的学识还远远不够，于是，我又努力考取了中央党校第一届研究生。毕业时，中央党校决定让我留校任教。

    要不要留在这所中共中央的最高学府当一名教员呢?我知道这是一份很稳定、也很有吸引力的工作，甚至可以预见到平坦的未来。可是，就这样过一辈子吗?不！我在中央党校毕业生留言簿上写下了“做时代的弄潮儿”这句话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离开。

    1985年，拒绝了留校教书机会的我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因为工作关系，我对中国政治经济运行体制和方式的改革产生了兴趣，开始大量涉猎法学理论和法学知识，承担了研究室大量的法理研究和调研任务，并主编了中国第一部《民法通则讲话》。在政策理论研究和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中，我逐渐感悟出，要想更好地发挥自己所学，施展自己所能，必须进一步深入到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线，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于是，我决定再次变换自己的角色。

    1991年，我调入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国家经贸办（后改为国家经贸委），而当时，我的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的提职报告已经递交上去了。我在朱镕基担任主任的国家经贸委工作了四、五年后，又一次问自己：我到底还能干什么，还能干好什么？于是，我又产生了新的想法——下海创办实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