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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向前进，票子向后退”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9年，大势已定。共产党控制地区的经济形势却很不乐观。 从1月起，物价连续上涨。 进入新解放区的野战军，无法像过去那样得到根据地的直接物资补给，中央只好用发行货币来支撑部队。但在新解放区，商人和群众都不信任人民币，加之生产一时难以恢复，军队就拿着人民币到后方的大城市采购。愿意使用人民币的商人也到老解放区购买物资。投机资本乘机作祟。 陈云后来说这是“部队向前进，票子向后退”。 1月，云集平津地区的部队引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物价上涨。4月，完成了平津、淮海战役的部队就地筹备物资，准备南下渡江，结果再次拉动了物价。 随着解放军跨过长江，情况愈演愈烈：与北方的农村包围城市不同，共产党在南方先占领城市，再进入乡村，一时之间很难从当地农村获得补给。 时任中财委副主任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当时最为严重的情况是收支脱节：收入的大头是公粮，都掌握在地方手里，其他税收也有一大半由地方掌控。“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可以先用，中央拿不到。”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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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0月的冀中平原，寒风凛冽。十万解放军云集石家庄，将这座当时还称为“石门”的城市团团围住。总司令朱德将亲自指挥作战。驻扎在西柏坡的党中央希望，将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一片，改变整个华北的战局。
一辆摇摇晃晃的敞篷大卡车载来了十几名只带短枪的军人。紧张筹备战事的朱德闻讯，亲自接见了领队---当时已在红色根据地大有名气的经济学家薛暮桥。 一队人继续西行，他们的目的地是距西柏坡三四里一个叫夹峪村的村子---刚刚成立的华北财经办事处驻地。 被山东解放区“扣留”4年后，薛暮桥将代表华东局担任华北财经办副主任。中央在电报上还要求他从山东解放区带些经济干部一同前往。 被薛暮桥点将一同前往夹峪村的杨波回忆，薛暮桥9月初就从胶东出发，穿越敌军封锁线到达胶西，再到渤海区，于10月初离开山东。他们在石家庄与朱德见面，然后前往平山。最终到达夹峪村时，已经是10月底。 薛暮桥由此从一个地方解放区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开始影响整个中国的经济。>>>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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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死后46年，他对创建这个国家所做的真正贡献，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个谜。
“原本只安排了一般追悼会，报告送到正在外地出差的周恩来手中，他批示说：第一要在治丧委员会中加入他和邓颖超的名字；第二他要亲自参加追悼会；第三，追悼会不能在一般地方举行，要改在首都剧场。”冀朝鼎的秘书廖训振回忆说，周恩来在审阅悼词时，亲笔加上一句：“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立污泥而不染”。 周恩来是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廖训振说，“也只有周恩来真正了解冀朝鼎的作用。”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在这本近500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 冀朝鼎是谁？他做过什么？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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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病榻上的杨培新又被授予了一个荣誉：“改革开放30年8位独具创见经济学人”。 与“杨承包”一同被授奖的，是被称为“吴市场”、“厉股份”的吴敬琏和厉以宁。 不过在这些人中，只有87岁的杨培新参与了1949年、1978年两次经济重建。 1949年对于他的另一番意义是，他从一名新闻工作者，转变为一名经济工作者。 彼时，他由香港《文汇报》发行人，成为开国第一任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的秘书。与这个崭新的国家一样，经济建设从此成为他最为主要的工作。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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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财经 专题策划:邱小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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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8月13日，副部级干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冀朝鼎的追悼会，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等主祭，廖承志致悼词。这种规格显然超出惯例。
组委会评价说，杨培新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歉收自负”的十六字改革方针，“使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以盈利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契约关系，他的承包制也成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剂灵丹妙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