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任何一种危机，人性都会变得极度自我保护，同时基本的生存本能会占据上风。这正是2008年大恐慌的现状。全世界的家庭、公司、经济体和决策者现在都固守着生存模式不放——不惜任何代价避免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震荡的突然打击。

    尽管这一反应可以理解，但却不是毫无风险的。危机发生的时候，艰难的战略抉择通常会暂缓——这往往导致今后付出高昂代价。这对于在2008年底陷入不断加深并日趋同步衰退的世界经济而言，无疑进退维谷。尽管重获平衡的需求极其迫切——尤其是美国应改变其过度消费的习惯，而发展中的亚洲应改变其对于出口的过度依赖——但全球所采取的措施仍然毫无新意。华盛顿继续借助降低消费税寻求出路；亚洲则日益希望通过现已更加便宜的货币来提振出口，从而摆脱另一个困局。

    必须作出艰难选择

    然而，失衡的世界事实上根本不需要这一过时的处方。过度挥霍的美国消费者不再需要中国制造的平板电视。随着七千七百万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迎来退休高峰，过度消费必须降温，而极低的个人储蓄率急需提高——尤其是房屋及证券投资财富遭到破坏性冲击之后。与此同时，发展中的亚洲应通过拓宽经济援助、促进私人消费来解决收入差异不断扩大的问题。出口以及投资引导型增长模式导致收入和财富集中——更不用说在面对目前全球发达国家已非常明显的外部需求震荡时所表现出的极度脆弱。简而言之，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失衡且不稳定的增长模式无法通过保持现状而得到改善。全球急需重获平衡。

    美国需鼓励储蓄增长

    然而，权宜之计是不存在的——没有捷径可走。最终还是需要意志坚定的领导者做出艰难抉择。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极可能是自二战结束以来世界面临的最令人生畏的经济领导力挑战。它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全球领导者们是否能随机应变？

    对于美国当选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即便是好莱坞也写不出更好的剧本了。这位“变化和希望”的候选人现在有机会将雄辩转化为行动。美国急切盼望其新当选的领导人抓住这一时机。我在全球各地旅行时，感受到世界其它地方也有同样的愿望。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最近几年来美国的自尊和全球形象已大大失色，而现在它有机会在现代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再次发挥作用。

    作为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必须讲求战略、善于机变，并鼓舞人心。他的演讲才能毫无疑问能做到最后一点。但是战略强制措施并不会被人民轻易接受，因为对于过度挥霍的美国经济，需要的是一剂猛药。

    新总统的经济战略必须以三项考虑因素为基础——首先是强调储蓄；这对美国而言至关重要，唯此才能降低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并为长期延误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提供资金。其次，必须再次强调美国对于全球化的承诺；作为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必须直接着手处理美国中产阶级的就业和实际工资增长停滞的问题，对国会内抨击中国和自由贸易的人说“不”。第三，新总统必须确保美国金融制度再监管的开明和公平——保持资本分配的高效，并保证公平区分华尔街、评级机构、泡沫浓厚的美联储和其它监管机构的过失和责任。

    这一战略的风险在于不能产生即时回报——这极有可能使华盛顿霎时欢呼的人群感到特别惊慌失措以及失落或不安。这就是战术考虑因素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必须向新近失业者和忧虑的房主提供反周期补救措施——对于前者，主要是扩大失业保险和再培训福利；对于后者，则是为两千多万处于“负资产”境地的抵押人提供某种类型的政府救济。挥霍无度的美国消费者完全不需要实施另一轮减税政策来普遍提高可自由支配的开支。

    亚洲应鼓励消费

    对于发展中的亚洲，一套类似的考虑因素也已明朗。就战略而言，亚洲面临的挑战与美国的问题恰恰相反——降低过度储蓄，并促进长期低迷的国内个人消费。要做到这一点，亚洲政府需要通过对保障机构的投资——即社会保障、养老金、失业保险和公费医疗机构——提供个人收入及退休保障。从战术观点来看，中国的“主动财政刺激”政策似乎较为适宜——尤其是刚刚发布的针对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政策，对处于农村向城市大迁移的国家来说必不可少。人心的鼓舞来源于联合行动——亚洲国家以总体协调的方式采取行动，共同的决心产生了更大的力量。

　　解决全球失衡是关键

    在20国集团峰会前夕，出现了关于修复世界金融结构体系必要性的大量讨论。这不由使人想起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后提出的类似建议。但我认为，解决之道是赋予现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更多权利，而不是创建新的多边机构。

    现有体系的重心需要调整，以便采取更多主动措施，在失衡转变为危机之前将其解决。这需要加强监督，开发危机预警指标，并进一步完善全球监管和执行框架。同样重要的是在现有全球机构和世界主要央行之间建立更顺畅的沟通渠道，强调在全球背景下制定货币政策的必要性。随着各央行发现其通货膨胀控制目标日益受到强大的全球性力量的影响，货币政策制定机制的全球化也势在必行。

    就本质而言，2008年危机是一场信任和信心的危机。放贷者的风险厌恶情绪前所未有，投资者也是如此。本周，我与聚集在新加坡的众多国际投资者进行对话时，深切感受到弥漫的、挥之不去的恐惧心理——他们强调强有力的去杠杆化过程，而且普遍不愿意涉足风险资产。央行通过大量注入流动资金来缓解信贷市场冻结的果断行动也不能给他们带来些许安慰。

    市场和投资人还在期待更多。对于全球的领导者而言，这是一个挺身而出，在战略、战术和鼓舞士气方面彰显领导力的最佳时机。在这场痛苦的危机中，受到重创的世界需要的正是这些。（史蒂芬·罗奇 作者现任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