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年的时间里，北京两次实行了临时的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道路拥堵明显减轻了，交通事故减少了，空气质量也相应变好了。于是，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机动车单双号限行能否制度化、常态化呢？

    围绕着这个问题，许多网络平台推出了民意调查，公共媒体开始造势，政府官员也小心翼翼地放出了“探空气球”。比如，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副局长王立透露说，很多市民通过邮件和其他方式向交管部门建议，单双号措施应该长期坚持下去，但他同时表示，政府对此事“尚无定论”。

    一项公共政策的实施与否，首先当然取决于它的正当性。毫无疑问，北京正在承受着“汽车病”的折磨，宽阔的道路在高峰期变成了停车场，汽车尾气严重影响了空气质量，人们享受着汽车带来的出行便利，也不得不忍受汽车引发的各种负面效应。长期看来，北京在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同时，采取措施限制私人汽车的总量，将是一个必然趋势。在诸种可能的办法里，单双号限行因其简便易行而显得十分“诱人”。看起来，只要地方政府下发一纸公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

    但这其实是一种错觉。单双号限行看似一项简单的政府决策，其中实际隐含着严肃的宪法课题，即私有财产的保护。

    私有财产权不仅是所有权，还包含使用权。当公民以合法途径购买了私人汽车，并缴纳了各种费税之后，他就有依法使用汽车的权利。如果政府要对这种权利实行特别限制，比如牌照尾数为单号的汽车不能在双日行驶，就必须以严格的程序获得法律授权。也就是说，只有确保了单双号限行制度的程序公正，这个制度才具备合法性，才能得到公众的拥护。

    当然，人们很容易就会想到听证制度。推选一些听证代表，在会议上举手表决通过，不是很容易就能解决授权问题么？但是，对私有财产采取的法律限制，与提高水电价格是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不能以投票方式解决。这就好比，无论有多少村民投票支持，也不可能改变个别村民对自己房屋的拥有、使用和处分。如果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决策机制被运用到财产领域，后果可想而知，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将完全失效。

    既然地方政府不能擅自决策，听证制度在财产保护问题上又不适当，那么，就只有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立法了。如果人大以地方法规授权政府实行单双号制度，那么，程序公正的问题或许能够得到解决。但是，这样的法规究竟能否出台，恐怕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过去，我们的确曾就一些敏感的公共问题立过法，比如“限养”和“禁放”。立法的初衷是好的，立法的程序似乎也无可挑剔，但由于在这些问题上公众并没有达成共识，以至于法规虽然隆重出台了，执法力度也跟了上去，但效果却并不理想，最后还不得不对这些法规做出修正。这些例子告诉我们，立法不能仅仅出于良好的愿望或者超前的眼光，还必须拥有坚实的民意基础。这个民意基础既不能以少数电子邮件来确认，也不能以市民投票的方式来获得，而必须广泛听取财产所有人即广大私家车主的声音。

    即使单双号限行获得了法律授权，也还存在着公正与公平的问题。公正意味着，依据宪法原则，对私有财产的事实性“征收”必须给予合理补偿，因为限行让汽车贬值。公平则意味着，限行制度不能区分公车和私车，而应广泛适用，如果该制度对少数特权车辆开绿灯，则它的民意基础就会崩塌。

    北京此前采取的临时单双号限行的确得到了市民的大力拥护，这种拥护来自于觉悟和责任感，还来自于政府的妥善安排。但这并不意味着，同样的拥护会长期有效。如果没有得到法理支持和现实正当性的支撑，就贸然采取单双号常态化，很可能会导致民意的透支。 （蔡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