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奥运赛场的消息记录下了一个有趣的场景：朝鲜女子举重运动员朴贤淑惊险赢得63公斤级冠军，她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队前几天的失利的确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一想到我们的金正日将军，我就克服了恐惧和压力。最后一举，我感到将军正在看着我，正是这种力量让我把杠铃举了起来。”

    对于今天的很多中国人而言，这样的话语听起来有些荒谬，但绝不陌生。在此，我却愿意越过意识形态禁区，沿着经济学的向度说开去。

    有一个常识需要提出。当几千亿资金投入到巨大的体育赛事中，当无数热爱体育的人们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购买价格不菲的门票，一个巨大的体育市场和体育经济事实上已经形成。而一旦谈及市场经济，诸如产权、分工等重要经济学概念就必须登场。

    中国的市场经济事业风风火火行进了30年，相信很多人都会追问：体育必须由国家来操办么？这个问题，放到欧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比较简单，作为非职业化比赛选手，很多奥运冠军都是出于爱好，花费自己的钱，利用自己的时间、甚至是业余时间训练。一个运动员，可能是税务官、也可能是酋长、也可能是厨师。政府不会提供他多少训练经费，他要自己出钱租借训练场地、请教练，如果找不到经济资助，很多人根本无法承担这些费用。如果奥运会不是免费提供运动员食宿的话，说不定他们还要自掏腰包参加奥运。

    但中国就不一样了，一方面，政府专门设立了体育行政部门，大量的财政拨款为国家主义体育提供足够的经费，另一方面，全国80％以上的运动场所封闭在高墙之内，供各级运动员专用，教练、陪练乃至衣食住行都由政府提供。有人估算，在中国，培养一个奥运金牌级运动员，其花费是7亿元人民币。

    对于一个熟悉市场的人而言，体育产业的这种国营性质太让人匪夷所思了，因为找不到合理的经济学阐释，国家主义便成了唯一的解释工具。但问题是，政府如此包办体育，其目的究竟是什么？一个最浅显的回答应该是，政府花费巨大的财政开支，设立一个专门的体育行政部门，让本来属于大众的体育制度，变成少数人的精英体育制度，目的就是为了在国际赛场多拿金牌，从而扬我国威，振奋人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这样的解释放在当下的中国，可能会得到大部分人的基本认同。但稍微有一些视野的人就能发现，那些靠民间、靠市场来发展体育的国家，他们拿金牌的能力并不比我们差，他们在赛场上释放出来的爱国主义激情也不弱于我们。他们的体育产业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市场主体，他们的体育市场链如此清晰，他们的体育市场主体是属于企业的，属于每个人的，每个人的体育精神所释放出来的光芒，最终照亮了国家。

    这样的表述把我们的思路带到了老生常谈的企业制度建设问题和市场分工问题。一个不太恰当的类比是，今天我们的体育产业可能类似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企业制度状况。那是一种没有产权概念，没有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时代，一切资源属于政府，一切配置资源的手段来自政府。而这样的结局，注定是企业发展的停滞。

    事实上，当这个世界上所有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纷纷来到奥运赛场亮相时，谁再敢轻易否定今天的体育建设与企业建设之间的某种相似性呢？我们再次想起洋务运动，这个在清末经济史上彻底失败的官办企业运动，没有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基础，由于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致使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政府成为唯一的市场主体，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而同时期的日本明治维新，不但在宪法中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全面模仿英国、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基本上不办国有企业。因此政府可以发挥公平司法、执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私人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起来。

    今天的体育产业可能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无论什么制度，无论什么国家，体育都不是政府必须掌控的公共产品。就像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国家，企业建设注定也不属于政府。在分工的层面，体育可能是最容易市场化，最容易焕发出生机与活力的一部分。就像我们放手让私人企业发展，30年之后，中国大地上野草般蓬勃成长的私人企业，转眼之间就成为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体育产业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

    一个没有市场主体的体育产业，注定只是为了面子。而那些已经越过个人崇拜的国家，则把国家当成了体育的偶像，体育成为国家最重要的面子。这样的变迁事实上隐含着一种发展的态势，真正的体育精神将最终抵达市场，抵达个人。这是一种方向，中国的市场经济成就有目共睹，所以，我们对中国体育的市场化建设抱以乐观的态度。（苏小和 财经作家，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