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上周“越南可能重蹈泰国覆辙”的警告还不足以引起整个新兴市场的恐慌，那么，本周“印度是否会成为第二个越南”的危言就颇具杀伤力了，作为新兴经济体第一梯队———“金砖四国”一员的印度遭遇的困境让“金融危机”之忧步步逼近。
“新兴市场”决定了其属于金融危机的易感染群体，其“感染”路径也大致相同：在短时间内经济快速增长，刺激国内外投资兴起，热钱涌动推高楼市、股市、币值，等等，而在这一“繁荣”过程中，各类监管及风险控制体系并不能快速发展成熟，因此，一旦出现不可控因素打乱经济发展的节奏，一连串被快速增长掩盖的问题就会相继暴露，进而相互牵制，演变到最坏的情况就是引发危机。
现在我们急于追问的是：越南或者印度的问题会否扩散？作为新兴经济体重要一员的中国能否免疫？中国能否从众多新兴经济体业已暴露出来的问题中吸取教训，在经济大环境相对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平稳发展态势呢？
外资是把双刃剑
越南曾经是以新兴市场明星的角色出现的，而越南经济的急转直下恰恰为这种追求快速发展的新兴模式敲响了警钟。
越南原本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当初为了大力发展现代化经济，定下了现在看来非常急进的外资政策。在2006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又过早放松对资本项目的管制，将外资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上限放宽到49%。外资一时间蜂拥而至，对加速越南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样也推高了资产价格，“吹”起了资产泡沫。
据越南统计总局数据，从越南开始吸收FDI到现在，已有400亿美元FDI实际到位，仅2007年，越南吸引外资数额就接近200亿美元，占其700亿美元GDP总量约三成。吸引外资所占比重过大，迫使其必须增大内需来应对，而这又导致进口增加，造成巨大的贸易逆差。而且，外资选择的投资方向多是以容易撤出的短期项目为主，也就是说，这些钱进来时就明确表明是一种短期行为。在宏观形势发生变化后，越南又没能正确估计形势，及时应对。而并不充裕的外汇储备、尚不健全的监管体系使其根本无力应对。
分析认为，印度和越南一样存在投资过热的问题。和所有新兴市场国家一样，印度也是靠大量投资拉动其经济增长的，这当中外资功不可没。然而，资本项目的高度开放让一些风险慢慢累积。去年10月，印度政府的限制外资令让股市一度暴跌9.2%，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要求对于以参与凭证方式持有印度股票的海外投资者在18个月内清仓。让印度政府痛下决心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去年9月，外资在印度股市投入了32亿美元，是去年全年外资流入印度股市总额的三分之一。从这一点来看，印度当局的反应还是相当快的。
从越南和印度两国的外资困境来看，中国相对安全。因为中国在资本项目对外开放度上控制得比较严格，在经济膨胀期，或许看起来过分保守，难免错失一些机会，而在当下看来，则非常必要，我们需要的开放是有能力管理的开放，这样的开放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资本市场应张弛有度
股市被认为是经济的晴雨表，因此，越南和印度股市的下滑被认为是其经济不振的重要依据。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股市的不健康发展也是现在经济困境的诱因之一。
2006年，越南股市牛气冲天，当年累计涨幅达144%，在截至2007年3月12日的两年时间内，越南VN指数暴涨近5倍，股市总市值从2006年初的不足10亿美元猛增至150亿美元。而今年开始，股市一蹶不振，目前的指数相比去年底，累计下跌超过60%，为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
有专家分析，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掩盖了实体经济的不足，让人们一度沉浸在增长红利的兴奋中。事实上，资本市场比产业经济更要讲究发展节奏，控制得不好，负效应就会放大。越南股市就可以看出点“操之过急”的味道。2000年6月28日，胡志明市证券交易中心开始进行交易，越南指数也从100点出发，当时只有2只股票，到今年6月，上市公司也仅有150多家。为了加快吸引资本的进度，2005年3月，越南又在河内开设了第二家证券交易所，当时挂牌上市的企业只有20多家。规模不大的资本市场，却在过剩流动性的助推下，指标股平均市盈率冲破70倍，成为资本市场难以承受之重。股市演变成游资的提款机，而非实体经济的支撑器。
印度股市也在2008年坐了一回“过山车”，年内下跌幅度约30%。彭博新闻社监测的数据显示，海外投资者在印度股票市场上投入的资金，已经从净流入转为净流出，这是2000年以来的第一次。
在中国市场，扩容问题也一直是焦点所在。许多分析人士都认为，促成A股掉头向下的因素有国际环境的影响，但最关键的还在于“增发”、“大小非解禁”和不断有大盘股首发，市场对于不加节制的扩张“心有戚戚”。而资本市场的剧烈动荡，将危害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不利社会和谐，导致经济和金融体系不稳。
中央日前进一步明确：“要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切实防范金融风险”，这表明最高层对资本市场的高度重视。要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免疫力，关键是要彻底改变股市在广大投资者心目中“提款机”的形象，合理调整股市扩容节奏，加强监管，提升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对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和其对股民的回报，都要拿出更加具体的办法和规定。
用什么应对通胀
眼下，通货膨胀已不仅仅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问题了。《经济学人》杂志说，今年夏天，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将面临两位数通胀。
应对通胀，必须及时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越南之所以目前处在较被动的局面，与其政府应对通胀不力大有关系。数据显示，今年5月越南通胀率飙升至25.2%的13年来最高值，也是亚洲国家中最严重的。虽然越南央行5月19日将基准利率从8.75%调升至12%，部分银行已将贷款利率设至18%，但当前的利率水平仍远低于通胀率，是负利率，越南货币政策的从紧力度显然不够。
印度5月的通胀率也达到了44个月来的高点8.24%，分析师预测，本月通胀率可能突破10%。为了遏制通胀，印度央行本月11日上调了利率，将短期贷款利率从7.75%上调至8%，是14个多月来首次上调。
而中国早就实施并坚持了从紧的货币政策，准备金率、利率数次调高，防患于未然。应该说，中国的免疫力较之许多新兴市场要高得多。
但从紧政策并不能解决所有类型的通胀，较高的准备金率和利率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从目前来看，发生全球通胀的一大因素是高油价、高粮价，我国的“成本推动型通胀”特征也越来越明显，从紧政策可能还需要适度调整。而加大新能源开发和提高农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价格的快速攀升，有助缓解通胀。对于诸如此类的行业，信贷政策应该相对宽松。总之，从紧货币政策下，还要有保有压，推出更加清晰的产业政策导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