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1年，一个葡萄牙商人在一篇论文中写到：“它（白银）在全世界到处流荡，直至流到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三百多年后，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把他写入了那本在1998年轰动世界学术界的《白银资本》，并用之来论证至少在1800年之前，中国都是当时世界贸易和经济的中心。
金融中心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博弈
据其估算，仅在1500年到1800年的三百年间，美洲和日本开采的白银有一半流入了中国，购买中国的工业品，而中国则用这些资金来发展国内经济。他还接受了另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到1820年前，中国GDP总量一直徘徊在世界总量的20%到30%之间，全球任何一个其他经济体都无法比拟。
尽管他并没有提及当时世界性的金融中心，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1609年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发达的金融市场使阿姆斯特丹继此前的威尼斯之后，在17世纪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并使得荷兰成为当时的世界海上霸主。此后，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相继凭借其资本市场，崛起成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并一直引领风骚至今。
在总结世界金融中心变迁的历史时，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曾总结说，金融中心的博弈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博弈，资本市场则在金融中心的博弈中举足轻重。
回顾中国近代史，尽管围绕中国在1800年之前是否为世界经济的中心颇有争议，但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则为世人所公认的远东金融中心。当时，上海不仅有远东地区数量最多的银行、保险、信托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亦以发达的金融市场著称。
诚如祁斌指出的那样，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国家经济的强盛。而在最近的20年中，伦敦在与纽约争夺头号世界金融中心的较量中，这一规律也再次显示。主要通过1986年以金融自由化为特征的第一次金融“大爆炸”和上世纪90年代末以混业监管体系为核心的第二次金融“大爆炸”，英国伦敦成功地使自己的金融市场焕发出活力和竞争力。2006年底的调查显示，伦敦证券交易所(LSE)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国际化的证券交易所，它不仅是欧洲债券及外汇交易领域的全球领先者，还受理超过三分之二的国际股票承销业务。
而除了资本市场，伦敦在其他金融交易市场领域也同样出色。伦敦占跨境银行信贷的市场份额从1992年的16%上升到20%，同期的外汇市场交投总额份额从27%升至31%。伦敦在国际债券二级市场的份额达到70%。在迅速增长的信贷衍生产品市场，伦敦的份额则约为45%。这些因素使得伦敦在次年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超过纽约，位列第一。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晓求也指出，资本市场业已成为现代金融业的核心，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到，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几乎不可能。而通过发展资本市场不仅能够有效带动其他类型金融市场的发展，更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繁荣。
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是当务之急
由此可见，中国要想建设世界性的金融中心，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发展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各类金融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2年中，通过股权分置改革以及与中国良好的经济增长相互动，A股市场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之一。仅以去年前10个月计算，上海证券交易所筹资总额在全球证券交易所的排名中即位列第六，IPO排名第二，仅次于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也由此引发了英美证券交易所争相吸引我国企业到其上市。
尽管如此，但与英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程度还远远不够。不仅股票市场的容量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债券市场的发展更是大幅度落后。受制于基础金融市场的不足，相关的衍生品市场建设亦只能缓慢推进。
上海金融办主任方星海即指出，在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上海其实并不缺金融人才，关键是一个开放、创新、市场化的环境。目前上海金融产品太少，创新太慢，竞争不够充分，这限制了金融人才来上海工作。
而制约市场发展的关键依然是金融制度的改革，以及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等。方星海表示，只要保证上海成为人民币金融中心，一旦人民币完全可兑换，上海就自然而然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曾任伦敦金融城市市长的彼得·列文此前指出，考量一座国际金融中心，至少有四大“硬件”：货币自由兑换、衍生品市场的建立、能引导市场的信息、有效的政府监管。与此对照，显然有些“硬件”需要国家层面的许可和开放，比如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衍生品市场的建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构建之路也许更多需要从金融市场的建设角度着手，尽量使金融市场的资源集中于一地，以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和深度。与此同时，推进混业经营，提高交易系统的IT程度，并完善监管亦是打造国际性金融中心的必要工作。事实上，总结伦敦金融城近年来的重新崛起，有效且适度的监管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未来上海更易成为继伦敦和纽约之后的另一个8小时时区的全球性金融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