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现任众议员，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野田毅。

    人物介绍

　　野田毅是日本现任众议员，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上世纪90年代初，野田毅就任宫泽喜一内阁的经济企划厅长官。在他接任这一职务的时候，日本地价和股价出现了暴跌。

    去年10月中旬，本报记者到访东京，就“日本泡沫经济启示录”采访了日本前首相、经济事务官员以及知名投资家。当时，上海股指突破6100点，那时的主题是如何防止“经济泡沫”。

    如今，半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A股市场出现连续下跌。昨日沪深股市双双暴跌，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分别收报3296.67点和12343.61点，较前一交易日收盘跌5.62％和7.39％。

    股市连续下挫，市场信心几近溃散，如今的主题转变为政府是否应该出手“救市”，以及股灾发生后，政府或社会团体是否应该对股民进行相应的心理辅导，股民应怎样转变投资方式。

    在这个重要的关口，本报决定对当时重要的采访对象进行回访。

    在野田毅看来，面对暴跌必须先弄清楚一个问题：中国股市是否真的到了不救不可的地步？当年日本股价暴跌时，日本政府采取了非常间接的干预方式，其目标是防止金融体系的崩溃，而不是调节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

　　回望当年暴跌：

　　“如果说投机势力的打压是日本股市下跌的主要原因，其实也不是完全正确。我认为当时股价下跌的主要原因，还是和实体经济的经济循环有关。” 　　

    广州日报：上世纪80、90年代，日本股市先是一路高歌飞涨，随后又遭遇猛烈下跌。我们这里有这样一组数据：1989年12月历史最高点38915点。但随后，1992年8月，日经平均指数降至14309点，基本上回到1985年的水平，直到今天，1989年年底创下的高点仍可望而不可及。回忆起那个年代，有哪件事情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野田毅：印象深刻的是，“黑色星期一”和各种经济事件，例如企业丑闻、倒闭等。

    当时，先是土地价格持续上升，又有“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所以市场上的流动性急剧增加，随后股市就暴涨，这些因素加起来就增强了日本的购买力，刺激了消费。但是，它又反过来推动经济的过热。

    因为地价上升速度非常快，所以为了抑制地价的上升速度，当时的政府采取了各种紧缩措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分别是征收消费税、土地总量限制以及加息等政策。

    这些政策开始实施时，经济循环正好进入了一个下降周期，所以地价的上升在1990年就基本停止了，1992年左右开始明显地下降。在1989年以后，股票市场在紧缩政策的打压下开始进入下降通道，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就进一步加剧了股市下跌的速度。

    虽然当时政府采取了相应的稳定市场的政策，但是很遗憾，当政策法案被承认通过并开始实行的时候，市场已经开始进入下跌周期，就很难用政策力挽狂澜了。

    广州日报：有一种看法认为，当时的日本股市是被国际游资做空打压下去的。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野田毅：当时确实有国际投机势力在日本股市兴风作浪，主要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证券公司利用空头打压来赚取利润。这种新颖的炒作方法，日本的投资者和证券公司第一次尝到。

    当然，投机势力的打压只是日本股市下跌的原因之一。此外，还跟实体经济的经济循环有关。比如说，在房地产市场，紧缩政策的打压导致土地价格的下降；而因为很多的银行融资都是以土地为担保的，所以导致银行的贷款出现了问题；开始出现坏账、呆账以后，银行为了保持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就开始收紧银根，收缩了贷款项目；银行收紧银根，又导致实体经济的恶化；实体经济的恶化又加剧土地价格的下降。也就是说，整个经济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广州日报：日本政府是否意识到这是一场巨大股灾的来临？

    野田毅：当然。因为股市和楼市下跌的背景就是隐藏在背后的实体经济中的问题，股市、楼市下跌幅度开始增大时，政府意识到它是和实体经济的衰退相联系起来的，所以就紧急制定并采取了对股市的应对政策。

    举个例子，在企业层面，企业的大量倒闭导致银行坏账增加，还影响到了非银行金融业，比如保险公司。我当时就认为，这样的现象最终只能是一种结果，那就是整个金融体系会面临危机，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冲击。

    还有，银行持有的坏账、呆账增加后，银行收紧银根，导致实体经济的下滑，这个又直接关联到民众消费的减少，也影响了民间的消费性贷款。

    当时还有一个国际性因素，那就是苏联的解体，很多前苏联阵营的国家相继加入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竞争。当时的日本经济突然面对来自外界的国际竞争，对日本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再加上经济进入下降周期这一因素，给日本经济造成了双重打击。

    随着日本经济的下滑，日本企业在美国购买资产的活动也急剧减少，这又导致了美国经济的小型泡沫崩溃，反过来又影响了以向美国出口为主的日本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