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亚洲“棋局”之重，“三边关系”影响着亚洲区域合作的水平与质量。当下，中日韩俨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死角”，这与他们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头羊”角色形成鲜明反差。
嘉宾：
刘军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姜跃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室主任
主持人：
本报记者杨磊
中日韩不应成为区域合作的“死角”
记者：中日、日韩关系显现转机，2007年韩国、日本又都迎来了新的领导人。2008年，三国都面临美国次级债危机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这些新的变动因素会对中日韩合作产生怎样的影响？
姜跃春：前些年，影响东亚区域合作的根本负面因素，是区域内大国关系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互不信任。最近两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良性互动，尤其是中日领导人的良性互动，可以为下一步区域合作的推动搭建一个比较好的对话平台。东南亚国家1997年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因此，对于金融动荡有着比较强的防范意识。目前中日韩三国之间的金融对话形式已经有很多，今年对话的一个重点就是亚洲如何应对次级债危机。
记者：同样身处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东亚地区，三国的经济总量接近全球GDP的20%。一直以来，人们对中日韩在经济方面的合作期望值都大大高于政治上的期望值。如以十年为限，该如何评价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前景？
姜跃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份报告显示，全世界目前已经有160～180个各种形式的区域协定，但是中日韩三国之间却一个区域协定也没有。从某种程度上看，中日韩是世界区域协定的一个“死角”，这与他们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头羊作用形成鲜明反差。
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与欧洲、美洲的区域合作都不同，学术界一直主张，不能以观察其他区域合作的惯性思维看待东亚。未来十年，我认为以中日韩为主导的东亚区域合作虽然会呈现向好趋势，但不会形成类似FTA（自由贸易协定）这种联盟，也不会形成自由贸易区。
刘军红：如果限定在经济层面，或者包括能源、环境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那么对中日韩未来十年的合作，大部分人都会持乐观的态度。地区经济合作的根本动因，在于降低贸易交易成本，扩大贸易规模，从而使三方实现贸易利益的最大化。从产业结构上看，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日韩扩大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规模，逐渐形成了能够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的地区产业分工体系。可以说，这种投资带动的地区产业分工体系，加深了东北亚地区经济依存关系，焕发了各自的比较优势。今后，这一进程仍将继续。
记者：区域合作有多种层次。例如，FTA、双边协定等。对于中日韩来说，哪个层面的合作更易于推行？
刘军红：回顾过去十年东亚地区合作的历程，可以看到，本地区的经济合作总体包括两个层次：即构建地区相通相容的政策法律制度的合作形式、在个别领域中进行的专项合作，或“功能型合作”形式，如节能合作、环保合作、金融合作等。
迄今，本地区所使用的工具基本有两种，一种是WTO框架下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以及自由贸易协定组合而成的“自由贸易区”（FTA）；另一种是日本使用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FTA重点解决的是废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追求的是贸易交易的零关税，这是基本规则。根据WTO协议的例外条款规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签订FTA时，发达国家必须将全部贸易领域纳入协定，一般理解为至少90%以上的贸易要实现零关税。而日本迄今坚持使用的是EPA，也就是在贸易谈判上，可以根据自身需要，给FTA打“折扣”。如日本在谈判时，总是将农业、国内低生产率的服务业排除在外，规避WTO对发达国家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EPA可谓是“打折扣的FTA”。
另一方面，日本又对EPA进行了扩张，即除了谈判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外，还依据其资金、技术、法律以及货币等优势，将投资规则、服务贸易、知识产权、金融资本交易规则、技术标准，以及人员移动规则等等都纳入谈判。甚至在与新加坡签订的EPA中，还包括了日元结算条款。如此，EPA又成为了“FTA的扩大版”。总之，EPA是突出日本的优势，规避日本的劣势，推广日本的制度、法律或规则的工具。
因此，从过去十年东亚地区合作的实践看，中国与两个发达国家搞地区性合作，究竟采用哪种方式，运用哪种工具更有利于地区共同利益，确实需要认真地考虑和研究，并进行艰苦的谈判。
区域化浪潮下亚洲要有紧迫感
记者：现今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区域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有专家预计，经过15年左右的发展，一个向东扩展并且包含“英镑区”和“法郎区”国家的“大欧盟”，总GDP将超过20万亿美元，超越美洲自由贸易区。在这种国际趋势下，中日韩三国是否也该有紧迫感？
姜跃春：从中日韩合作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看，三方加强合作的机遇都在增多。三方必须充分把握这些机遇。
如果中日韩三国建成了自由贸易区，将是一个拥有近15亿消费者、7万多亿美元GDP、近两万亿美元贸易总额、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联合起来的自由贸易区。
从产业技术方面看，东北亚区域的传统型支柱产业本身就在全球范围占据着领先地位。如在钢铁和造船领域，中日韩三国企业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已经不亚于美国和欧盟了，甚至拥有行业游戏规则的发言权和修改权。与此同时，东北亚区域的消费市场将主要集中在一批国际化的大都市中。这一世界级的消费走廊对西方制造商和贸易商来说，意味着生机；对东北亚区域内的企业和贸易商，也是个历史性的机遇。
记者：中日韩三国的经济规模占东亚经济的约90％。就经济实力而言，中日韩强于东盟，东北亚强于东南亚。但迄今为止，东亚合作进程始终由东盟主导，中日韩三国只是尾随其后的参与者。如何解释这种反差？
刘军红：这是一个典型的历史问题。1997年底，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东盟第一次同时邀请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列席“东盟首脑会议”，商讨互助合作问题。由此，衍生了东亚地区合作的“10+3”模式。在这样一个模式的基础上，形成了“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促进了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快速发展。2004年底，“10+3”领导人万象会议达成一致，决定启动“东亚首脑会议”，并提出了“东亚共同体”总目标。这可谓是东盟主导的历程。而在这一过程中，“10+3”系列会议一直由东盟主持操办，迄今，10年有余。东盟充当地区合作“主驾驶员角色”也并非不合理。
1997年秋，即东南亚金融危机刚刚爆发后，日本即提出单独出资1000亿美元，构建“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构想。而当时的美国财长鲁宾认为这是对美国主导的IMF体制的挑战，也预示着对美元体制的潜在威胁，对日本当头棒喝，导致AMF流产。
韩国一直想做“地区均衡者”，且其所处的地位也不易正面当头；而2001年前，中国贸易政策的重点在于加入世贸组织，可以说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当时的最大任务。事实上，最关键的问题是，作为地区两个仅有的发达国家，日韩因都是美国的盟国，在没有得到盟主的明确指令前，如何当头显然是一个政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