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胀从2006年四季度抬头，到目前已持续17个月走高，到今年2月已上升到8.7％，但是直到目前，关于通胀是“偶发”因素所致还是由于长期原因的争论仍在继续。

　　中国长期通胀的四个主要因素

    我认为导致中国通胀日趋严重的主要原因是长期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四个：

    首先是国内因素，即人口和土地的矛盾自新世纪以来进入到拐点。人均耕地资源不足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来直到新世纪前的20多年中，工业化与城市化也占用了大量耕地，但是土地的单产水平一直提升较快，所以能够保持粮食总产量的不断增长，但自1998年以来，单产增长率呈停滞状态，但工业化与城市化占地却仍持续，同时人口增长还远未到高峰，人均收入增长也不断提升着人均食品消费水平，由此导致了食品供求缺口被拉开与拉大。例如2007年与十年前相比，中国人口增加了8500万人，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2倍，但在连续4年大丰收后，粮食总产量仍低于1998年，这就是为什么目前的通胀，明显具有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带动的“结构型通胀”特征的原因。

    目前中国的工业化还处在中间阶段，完成工业化还需要二、三十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耕地资源仍会呈现逐年减少趋势，但人口高峰是在2030年，即在未来20多年，中国的人口还会继续增长，人均收入水平也会继续显著提升，食品的供给因素是在减弱，而需求因素却会不断加强，这样受食品需求带动的物价上涨压力在长期内就不是趋于缓和，而是趋于严重，通胀也就会长期化。

    后面三个因素是来自国际，并且都与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密切相关。

    第一是外部需求仍会不断扩大，从而会持续拉升中国的总体需求，以及商品价格水平和生产要素价格水平。新全球化的最显著特点，是发达国家物质产业的比较优势在长期内丧失，由此导致物质产业会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且持续拉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新全球化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现了加快趋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在加速拉大，例如中国的出口依赖率自2000年以来到去年已经翻了一番。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物质产业的依赖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不会是减弱，而是还会继续增强，这主要是因为在以前年份，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产业主体是消费品制造业，而这类产业在发达国家制造业中仅占1/3～1/4，在新全球化格局下，这个发达国家制造业的主体转移时代迟早会到来，一旦这个过程被启动，发达国家对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物质产品需求就会更强烈。这样就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商品与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更大的拉动作用，从而形成由外部需求拉动的通胀和由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推动的“成本推动型”通胀，而这两个原因推动的通胀，也是长期的。

    第二，与新全球化格局密切相关，发展中国家已经越来越成为了全球物质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商，全球物质生产原料的消耗也越来越向主要发展中国家集中，同时由于新全球化催生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动力，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速度与人均收入水平提升速度加快，这些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大宗产品消费规模不断扩张。这种情况在走在发展中国家前列的中国特别明显，例如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每年新增的主要工业资源贸易和消费中，都占有40～90％的份额。

    但是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基本还是在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即仍然是建立在主要依靠传统能源和原材料的基础上。然而只有8亿人口的发达国家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可以，因为相对于全球人口来说，他们人少，但是已经消耗了全球70％以上的主要资源，可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总人口有50亿，主要发展中国家例如“金砖四国”有25亿，继续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就走不下去。例如按照发达国家的人均钢铁蓄积量计算，仅中国就需要消耗300亿吨，而世界目前的铁矿按金属含量计算，已经仅剩下700亿吨，如果看石油、铜矿石等主要工业能源和原料，连中国都远不能满足，这样就会形成国际初级产品供求不断趋于紧张的格局，近年来出现的进口铁矿石价格不断上涨情况，就是一个例证。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消费总量与世界资源可供量之间存在明显缺口，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越向前发展，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趋势就会越明显，而且这种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会集中到几个主要向世界市场提供物质产品的国家身上，特别是中国，由此形成长期的“输入型通胀”趋势。

    第三，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物质产业后，国内资本已经向“虚拟经济”领域转移，所以新全球化格局在新世纪以来进入高潮，也促使发达国家衍生金融工具与产品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例如刚刚展现出危机的一种金融衍生产品――信用违约掉期（CDS），在2000年时仅有9000亿美元的市值，到去年底已增长到45.5万亿美元，七年里增长了50倍。如果发达国家制造产业转移的重头戏如前面所分析的，是刚刚开场，则不难预计发达国家衍生金融产品和市场的发展，还会继续掀起更大的高潮。

    新世纪以前，衍生金融产品市场还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新世纪以来则出现向物质产品领域蔓延的趋势。例如传统的期货市场定价，主要依据是现货市场的供求，即现货价格决定期货价格，但近几年来却形成了定价权向金融领域转移的趋势。由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吸纳的国际资本有几十万亿美元，而期货市场仅有万亿美元的规模，从金融市场向期货市场只要转移一个资本的小头，就会对各类期货价格形成巨大的拉升力，这样就形成了自新世纪以来国际期货市场长期“多头”的格局，导致了国际主要大宗产品期货价格长期走高的趋势。所以，原油价格每桶200美元可能也不是顶，金属矿产品和农产品的价格也会是长期走高的趋势，从而会更加加重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长期输入型通胀。

    以上这四个因素都是长期因素，并且全部是逐步走强的趋势，这就决定了在今后长期内，中国的物价水平会逐步走高。到底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目前还很难说，只能作一个初步推断。比如从目前到2030年中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的时候，人口还要增加近两亿，按东亚地区发达经济体人均年粮食消费500公斤的标准计算，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总需求量就是7.5亿吨，如果未来20年中国的粮食总产出量只能达到5.5亿吨，缺口就是2亿吨，相差36％。近两年中国谷物加食用植物油进口大约相当于全部国内谷物供给的15％，同期粮价年均上涨率在6.5％左右，则未来36％的粮食供给缺口就可能导致粮价的年均上涨率上升到15％。而粮价是食品价格的核心，如果粮价年均上涨率达到15％的水平，即便食品价格在CPI中的权重会下降，估计被粮价推动的CPI年均上涨率也不会低于3个百分点。

    同时，由于直到目前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差距仍有二十倍，若基本上拉平这个差距，以年均12％的速度计算也要25年，中国生产因素价格的上升，不会全部体现在中国国内的物价上涨，也会体现在人民币汇率的提升，因此若汇率的年均上升率与国内通胀率持平，国外因素也会对中国的物价上涨形成年均6％的推动力。如果是这样，国内外因素所导致的中国在未来20年内的长期年通胀水平，就会在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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