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风波的短期波动并不是金融创新和综合经营的终点，而是以风险爆发的特殊形势点明了失去监管的快速发展“过犹不及”的非理性特征，《规划》对推进金融创新的肯定反映了这种客观的认识态度。

    2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公布了由央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等一行三会共同制定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一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阐明了“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我国金融业发展改革的指导原则和主要目标，明确金融业工作重点（2月20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次贷未阻金融创新

    《规划》的推出正值国际国内金融形势风声鹤唳、波澜四起之际。国际方面，次贷风波滞后影响显现，美国经济风雨飘摇，国际油价再上百元云霄；国内方面，通货膨胀魅影挥之不去，7.1％的CPI月度同比增幅创下11年新高。市场有如惊弓之鸟般不知所措，对形势变化、政策趋向和市场未来的理解和判断不断在不同极端间反复跳跃。

    在此背景下，《规划》的推出可谓正当其时。结合次贷风波中的金融要素以全球视角审视《规划》，几个潜在特征值得深思。

    首先是对金融发展的辨证思量。次贷风波颠覆了许多传统守旧的金融发展理念，一些旨在分散金融风险的金融创新出人意料地起到了模糊风险甚至是放大风险的负面作用，给次贷风波中的风险定位和风险规避带来了困难；而旨在拓宽盈利空间的综合经营令人惊讶地让花旗等“金融航母”损失惨重，给次贷风波中的风险传播和损失扩散提供了路径。

    如此背景下，易变的部分市场主体对金融创新和混业经营产生了极端化的厌恶心理，甚至夸张地认为金融发展浪潮将出现逆流。而《规划》提出“按照先易后难、风险可控的原则，逐步建立场外市场和场内市场并重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在肯定继续发展金融创新、推进综合经营这一基本方向的同时，强调了发展的“渐进性”和“稳定性”，提示了其间风险控制的重要作用，用审慎辨证的姿态肯定了金融发展的理性趋势。客观地说，次贷风波的短期波动并不是金融创新和综合经营的终点，而是以风险爆发的特殊形势点明了失去监管的快速发展“过犹不及”的非理性特征，《规划》对推进金融创新的肯定反映了这种客观的认识态度。

    强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从次贷风波中的政策调控和市场表现来看，金融基础建设对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而言都至关重要。正是凭借着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和畅通的政策传导，美国货币当局才在次贷风波中挽狂澜于即倒；正是依托着有效金融市场的帮助，基本面尚好的欧美受困金融企业才不至于由于短期困难而一蹶不振。《规划》重点强调了金融基础建设，一方面提出“继续运用数量型调控工具，扩大价格型调控工具的使用范围，加大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力度”，另一方面表示“逐步将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和国债收益率培育为我国短期和中长期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疏通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与信贷市场的利率传导渠道”，并“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优化金融结构”。借助金融基础建设的发展，拥有更多可选工具的中国货币当局方能借助更畅通的政策传导有效控制通胀抬头之类的宏观风险，而中国金融企业也能够有效利用多元市场进行业务分散和风险控制。

    次贷风波后“拯救大兵瑞恩”的美国经济政策总动员充分彰显了复杂形势中“政策搭配”的必要性。如果没有美联储降息政策和布什经济刺激政策的紧密配合，美国经济可能在“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冲突中左右为难。《规划》也深层融入了这种政策层面的配合，提出“加强本外币政策协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调控货币信贷总量，优化信贷结构，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以及金融监管的协调配合”，这种和谐思维显然有助于维护中国经济金融多重均衡的同时改善。此外，针对“城乡、区域金融发展不协调，对三农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相对薄弱”的问题，《规划》提出“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和城乡、地区金融布局”，“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发展，逐步建立健全适应三农特点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消除金融现状失衡提出了长期发展策略。

    《规划》中的几个特点昭示了决策层对中国金融形势的判断，以上几个特点也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主导金融工作的走势。（程实 ICBC总行 金融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