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用改革让“中国经济崩溃论”破产

    政经语录：“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每个国家公民的身份是先天给定、无法选择的，而政府拥有强制力，其政策正确与否决定了该国的制度安排是否有效率。”

    以“渐进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改革”提出来后，在第一个10年的时候，就已经取得非常巨大的成绩。因为从1979年到1990年那一段时间，我们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达到9.9%。那段时间，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翻了一番多了，对外贸易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15.4%，12年的时间我们对外贸易额增加了5.6倍。那段时间农民的年均收入增长速度达到9.9%，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达到5.9%，城乡收入差距是在缩小的。

    这样讲起来的话，这种渐进的双轨的改革方式不仅让中国经济取得10多年的持续增长，对外越来越开放，而且城乡差距在缩小，可以讲说我们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都实现了。

    但是中国的很多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比如说产权还没有私有化，市场双轨制，经济体系当中还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因此认为中国的改革即使有这几十年的快速的发展，但是仍然有可能出现大的经济危机，甚至是崩溃等，在国外是相当有市场的。我们现在用改革让“中国经济崩溃论”破产。

    周其仁：改革，不要哪儿问题严重了再改

    政经语录：“我们国家真正缺的并不是土地本身，而是有效利用土地资源的制度。农村建设用地转让的制度化试验，是推出的时候了。”

    我自己比较关注两个事件，给后来的改革开放都有重要的联系，一个是在和平时期中国发生了较大规模的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就是饥荒。其中第一个被报告到国务院的是河南的信阳地区，而且饥荒不仅仅发生在河南，这个事件引起了中央严重的反应。河南信阳事件在中央政局讨论以后，嘱托周恩来总理紧急起草了农村经济政策的“12条”，这12条第一次提出要允许农民保留少量的自留地，这是跟改革开放有关联的一个事件。

    第二个事件发生在1962年，发生在广东的宝安县，就在宝安这个地方，有10万人口意图偷渡逃港。宝安也做了很积极的反映，当时提出了叫利用香港建设宝安，把边境的贸易活动活跃自由市场，活跃民生，活跃买卖，这个政策也是被当时的情况逼出来的，这两个事件当然跟后来变化有关。但今天来看，仅仅有局部地区的自发的反应，不足以酿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要等待其他的条件。对中国界定产权有社会性意义的事件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从包产到户开始的。

    就像刚才林毅夫讲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哪一个领域里面问题严重了先动一动，过不下去了先改一改，所以我们的权利的界定是不够普遍的，权利和权利之间的平衡关系构成未来改革的一个难点，如果看将来，我相信我们现在可以提出这样的目标，要是有普遍的产权，不是哪一方面的权利，应该界定到所有的资源配置上去，我们现在讲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就是在公共地方，对企业来说排放有好处，排放污染物的代价是大家去承担而不是企业自身，所以环境问题在我看来是一个权利界定的问题，用什么准则来界定，来界定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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