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想四：上海：圆梦国际金融中心
■ 本报记者 卫容之 艾家静 发自上海
国际化与市场化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到2020年问鼎全球金融中心的应该是这样一个上海：具备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开放而公正的市场；拥有严格而公平的监管环境；形成巨大的金融人才智库；交通便利、生活娱乐设施齐全、环境优良
如果能穿越时光隧道13年，那么这一切可能不再是梦想中的场景：内地金融市场更大程度地对外开放，人民币实现完全兑换、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上海完善金融衍生品市场，成为全球最大债券市场；长三角地区形成合力，联动打造国际金融中心。
展望2020年，上海极有可能站在东亚金融区的制高点，挑战国际金融中心的宝座。
最好的时光
对一个城市来说，“最好的时光”是许多年后再回首仍能念念不忘的精彩。
对上海来说，机遇正慢慢彰显。上海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府咨询决策专家杨建文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对“最好的时光”作了解读：任何一个经济大国崛起的背后，如果没有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撑，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上海必须抓紧建设；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的背景下，中国金融市场正进一步对外开放，上海目前面临非常好的机遇和条件。
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之所以会获得国际上如此广泛的关注，固然有最近几年它所显示的高发展速度所产生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于人们对它所蕴含的巨大发展潜力的认可。而在这一潜力的背后，则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与中国经济崛起间的内在互动力量。从伦敦和纽约两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兴盛史看，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的出现，毋庸置疑是与该国经济的崛起，乃至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有关。
中国经济崛起的强大动能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基础，而中国要实现大国经济崛起的战略，也十分需要建造一个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予以支持。
开放的金融
金融自由化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必备条件。杨建文告诉记者，到2020年，上海能否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取决于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程度，其中包括完成资本项下人民币自由兑换。一旦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发生质的变化，将会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重大推进。
但由于在推进金融市场化的建设中，上海并没有完全自主的决策空间，缺乏健全的推进金融市场化的法律支持体系，因此必须考虑做大金融市场的量。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圣坤表示，上海不能单纯地等待中央给政策，而是要更加积极地自我发展，做大金融市场的量，用市场来说话，因为最终谁能成为金融中心是由市场，而不是政府决定的。
张圣坤建议，开发更多金融衍生产品，包括股指期货、外汇衍生产品、国债期货、黄金期货等，并提高内地金融市场的定价能力，建立金融衍生品的专门研究机构。他说，这正是上海在目前压力下的最重要出路，即积极开发新型的金融衍生产品，把市场吸引到上海来，从而巩固其内地金融中心地位，并拉近与亚太乃至世界级金融中心之间的差距。
杨建文也持有相同观点。他说，上海需要用几个突破性的举措来带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比如做大金融衍生品市场，这对形成国际金融中心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需要加快债券市场和金融期货市场的发展，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而上海也具备一定条件，有望建成全球最大的债券市场。此外，长三角地区如果实现金融联动，将大大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步伐。目前，长三角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对金融服务业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国际金融中心支撑。
城市的较量
“不是只有上海在发展，其他城市并不会在今后的十多年里一觉不醒。”上海金融学院金融研究中心朱德林教授指出：“在这个时候，比试的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加速度，谁更快更有效率，谁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脱颖而出。”
国际化与市场化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到2020年问鼎全球金融中心的应该是这样一个上海：具备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开放而公正的市场；拥有严格而公平的监管环境；形成巨大的金融人才智库；交通便利、生活娱乐设施齐全、环境优良。
现在的上海就国际化金融中心而言，人才无疑是一块短板。伦敦金融城有报告显示，人力资源供给因素在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因素中高居榜首。而根据上海市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06年底，上海金融业从业人员为19.57万人，占总从业人员数885.51万的2.2％，比香港的6.6％要低四个多百分点，和纽约、伦敦的差距更大。眼下上海数个大学城的规划建设无疑是一种着眼长远的进步，将为未来的城市提供强大的教育支持和人才库。
有人说，伦敦有西区，纽约有百老汇。四通八达的城市交通，独树一帜的文化氛围，风景怡人的自然环境，这些是数世纪以来不计其数金融家及其家人得以“安居乐业”的基本元素。在这方面，上海需要改进拓展的还有太多。
在着眼国际竞争的同时，国内各大城市也争先恐后开展金融中心建设。从去年开始，北京明确提出发展首都金融业，吸引各类金融机构在京设立总部。此外，北京在高校及研究机构、人才数量等方面也具备相当优势。
朱德林对此表示：“事实上，在以金融中心化作比较时，京沪并没有可比性。前者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而上海在金融领域的成就目前还没有哪一个内地城市可以企及。2005年底，仅在陆家嘴地区营业的外资银行机构数量占全国31%，外资银行总资产额占全国52.8%，是内地当之无愧的金融中心。”
20年前，一位中国艺术家对“未来上海”这样描绘：高楼上顶着一个个圆球和闪烁的金字塔，高架路环绕着摩天大楼森林。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一幻想似乎根本无法实现。20年后的今天，英国记者Sarah
Murray来到上海：“站在外滩凝望浦东的天际线，我必须承认，无论是好是坏，这个大胆的幻想确实实现了。”可以肯定，如果到2020年，Sarah
Murray再来上海采访，他的感慨一定会更多。
丈量人类历史长河，十几年是太短的时间刻度，上海将以怎样的加速度又好又快地发展，谜底很快就会揭晓。
猜想五：股指：两万点
债市：超股市
■ 本报记者 张燕 发自上海
2020年的中国证券市场将会怎样？在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学者描绘的蓝图中，中国证券市场迎来的是明媚灿烂的2020年。
“2020年股指肯定会上两万点，这还是保守看法。”一位股民对记者说，“这12年存在很多变数，国家很可能会出台一些推动股市发生质变的政策利好。谁能想到中国股市过去十几年中发生那么大变化呢。”
过去的十几年，中国证券市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迷惘到坚定、从蹒跚学步到步履稳健的成长过程，其间中国股市经历了针对“赌场论”的大辩论、股权分置改革等历史大转折。
目前，中国股市已经形成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平分秋色、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利益保持一致、交易所上市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的局面。
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朱从玖前不久在中国神华上市仪式上表示，在宝钢上市之前，上证所无超过50亿元的IPO；在中国石化上市前，无超过100亿元的IPO；在中国银行上市前，无超过200亿元的IPO；在工商银行上市前，无超过400亿元的IPO；在神华上市之前，无超过五六百亿元的IPO。
据统计，截至今年10月19日，沪深股市总流通市值为87659亿元，总市值为275365亿元；沪深两市拥有上市公司1500家，上市股票1584只。
“2020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可能会达到5000家，市值可能会达到现在的三倍，股指至少会达两三万点。”一个私募基金经理说，“交易所有合并的趋势，应该会出现整合，但是不同交易所可能会有所分工。”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教授谈儒勇勾勒了一幅2020年中国股市的情景：交易所可能改变当前会员制的组织形式，转而实行公司制，交易所的监督职能可能扩大；不仅国内的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公司可能也会“慕名而来”；产品更加丰富，可能会派生很多以股票为标的的金融衍生品，金融工具更加丰富；投资者队伍不断扩大，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可以参与进来，随着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转变，商业银行甚至也可以投资股票。
“2020年，中国股市对全球股市的影响或许可以和当今的美国相比，到时候可能全球股市都要唯中国股市马首是瞻。指数很难预测，说不定几大交易所联手推出更具代表性的指数。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股市的市盈率只会比现在低，不会比现在高。”
2020年，证券市场曾经的短板——债券市场也极有可能被补长。“2020年债券市场规模可能会超过股票市场，交易相对活跃、衍生产品多，以债券作为组合的理财和基金也多。”东莞商业银行债券分析员杨鹏说，“企业财务结构的真正需要、银行业务的转型、资本市场的发达以及机构投资者的膨胀，是推动债券市场从低迷走向繁荣的主要原因。”
猜想六：保险：决胜农村市场
■ 本报记者 张颖 发自上海
“未来十几年是中国保险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昨日，记者采访了多位保险业专家、中外资（合资）保险公司负责人。大部分被访者表示，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描述，让整个保险业界为之振奋。
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人均ＧＤＰ为7078元，按当年汇率折算约为856美元。如果2020年实现翻两番，那么到时候人均ＧＤＰ应该达到3500美元左右。
对此，保险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一般而言，保险业发展程度与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有关，人均GDP数据并不能直接反映出保险业的成熟度，“但是，如果2020年人均GDP实现翻番，居民可支配收入也会随之增加，老百姓将有更多的钱用于投资理财，其中自然包括购买商业保险”。
目前，中国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寿险深度为1.8%，是世界平均保险深度4.3%的41.9%；寿险密度为30.5美元，是世界平均保险密度299.5美元的10.2%。
“这也表明中国保险业市场潜力巨大。”一家大型中资保险公司集团上海分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未来几年，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老百姓投资理财观念逐步深入，“中国保险深度和密度势必会有很大成长。”
此外，一位保险业资深人士告诉记者，人均ＧＤＰ达到3500美元左右是社会中产阶层最壮大的一个阶段，“这部分人正是购买商业保险的‘主力军’”。
正是基于对“人均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和国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两大目标的预期，一位金融保险分析师认为，满足基本保障需求以上的商业保险需求，会随着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多而逐步升温，“而且相当数量的老百姓会变目前的被动消费为将来的主动消费”。
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农民认识到保险对自身生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潜在的保险需求正在逐步增强，“未来保险竞争的主战场是在农村，保险业要以战略眼光积极开拓这块潜在的巨大市场。”该分析师指出。
目前，我国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县域经济在整体国民经济中占比约60%，而县域保费仅占全国总保费的30%；在9.16亿县域人口中平均每10人拥有1张保单，每20个人拥有1张个人寿险保单，县域企业投保比率基本不到10%，几乎所有地区县域市场的保险深度、密度均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县域农村市场是一个潜力巨大的保险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