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持现有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未来调控要增强“灵活性和针对性”，把握适时适度，注重政策实效，加大“点调节”和“预调控”的力度。
我国经济工作正面临着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交织、流动性过剩和产能过剩并存、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互动的新情况与新挑战。
2003年至今的本轮宏观调控，我国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维持了年均超过10%的GDP稳定高速增长，金融调控机制也在这次宏观调控中得到了完善。
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相应的间接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建立，我国宏观调控理念、思路日益成熟，调控的手段和工具也日益丰富，调控实践的科学性随之增强。中国经济也因之逐步摆脱了大起大落的局面。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主要是粗放型增长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投资盲目扩张的机制仍然存在，投资结构尚未根本变化。这种粗放型增长给资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因而下一步调控重点应更多转向深层次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上来，力求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本轮“抑制过热”成效显著
2003年下半年起，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首先表现在资源问题上，煤炭、电力、石油、钢铁等能源资源全面紧张，并且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瓶颈问题；同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过快，耕地严重减少，土地开发过度，出现房地产泡沫，经济系统内部失衡风险骤增；另外，粮食供求关系趋紧、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过快，形成潜在通货膨胀压力；最后，银行信贷资金的过度投放以及出现结构性失衡，中长期金融风险隐患问题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确定了“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实效”的宏观调控原则，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不搞“急刹车”和“一刀切”，采取有保有压的经济政策。2004年中央宏观调控的力度再次加大，宏观调控措施得到迅速落实，投资过热、盲目扩张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宏观调控达到了预期目标，中国经济连续四年实现10%以上增长速度，同时通货膨胀较低，进入了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的发展期。
上述调控措施，使2002～2006年保持了高速稳定的增长态势。2002年～2004年GDP增幅分别为9.1%、10%和10.1%。2004年经济普查之后，GDP总量从13.6万亿元调整到近16万亿元，基数大幅提高，但2005年GDP增幅仍高达10.2%，2006年为11.1%。高速稳定的增长态势，表明本轮以控制投资过热、促进结构调整为主题的宏观调控取得了积极成效，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在各项宏观调控措施的综合作用下，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抑制。清理项目作为此次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措施，与严格控制银行信贷过快增长、严格控制土地审批管理等其他宏观调控措施协调配合、形成合力，比较有效地抑制了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
二是淘汰了一批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一些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得到初步遏制。淘汰了一批高耗能、高耗水、高耗物、污染严重的项目，取消了一批技术含量低、明显超出市场需求、不符合结构调整要求的项目。
三是进一步提高了各地方、各部门对树立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的认识。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热衷于“铺新摊子、上大项目”的倾向正在逐步改变，对国家宏观调控措施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也得到了提高，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意识、环保意识得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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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至2007年宏观调控大事记 ＝＝
·2003年，以投资、贸易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开始出现过热势头。
2003年4月，人民银行出台旨在控制房地产过热的12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开始对经济发出紧缩信号。
央行121号文件规定，对购买高档商品房、别墅或第二套以上(含第二套)商品房的借款人，适当提高首付款比例，不再执行优惠住房利率规定。
其后，因为SARS的意外光临，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大，紧缩信号一度暂停。2004年初，经济增长再现过热苗头，当年1至2月，固定资产投资甚至达到了53%的增速。
·2004年4月，国务院查处江苏铁本，启动了行政性的调控和产业政策的调控，将投资增幅控制在一个相对更合理的范围。
·为了控制投资增长，政府还采取了“地根调控”政策，加强对土地的审批管理。
2004年3月，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联合发文，严令各地须在当年8月31日前将协议出让土地中的“遗留问题”处理完毕，否则国土部门有权收回土地，纳入国家土地储备，是为“8·31大限”。
·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有效控制，其后宏观调控重回货币政策导向。
为稳定币值、控制信贷过快增长，央行开始连续的加息操作。2004年10月29日，央行将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2005年3月17日，央行调高住房贷款利率；2006年4月28日，央行调高贷款利率0.27%；2006年8月19日，央行调高存贷款基准利率0.27%。
·进入2007年，央行又连续五次加息，将一年期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提高到3.87%和7.29%；并连续七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12.5%，与13%的历史最高位仅一步之遥。
期间，政府还改革汇率制度，采取了人民币加大浮动、渐进升值同时培育市场的战略，从而保证了在出口继续保持旺盛、经济继续保持增长的同时，使人民币逐步走向均衡汇率。
同时，政府还调整产业政策、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推进节能减排工作，从而有效地控制高能耗、高污染、高投资行业以及资源行业的过快增长势头。
·2006年8月1日，国家发改委、国土部、环保总局、安全监管总局、银监会等五部委以特急形式联合下发《关于印发新开工项目清理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在一个月之内对违规开工建设的项目进行清理整顿，钢铁、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炭、汽车、水泥、电力、纺织等大多数产能过剩行业成为清理重点。
·2007年6月18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的通知》，其后，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按照国务院关于限制“两高一资”出口的原则，研究进一步取消或降低这类产品的出口退税。 |
未来调控难点何在
目前宏观调控面临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难点一：经济增长中的内外失衡问题。
所谓内部失衡，主要是中国经济中日渐失衡的投资/消费比例关系。按2005年国家统计局调整后的GDP计算，中国的消费率为55%，而日本和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消费率最低的时候都分别在60%和70%以上。
所谓外部失衡是指中国同时存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外贸顺差从1999年到2004年基本都维持在GDP的2%左右，2005年大幅度跃升到5%，这导致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升级。
难点二：流动性过剩问题。
投资增长居高不下、信贷增长高位反弹的原因在于货币的环境。今年7月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2314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多增597亿元。1～7月份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2.77万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多增4278亿元。从央行的数据来看，M2和各项贷款余额的涨幅重拾抬头之势，增幅偏快，M1继续在高位运行，我国流动性依然充足，这给国家的下一步调控带来困难。
人民币汇率缺乏弹性是中国资金流动性激增的另一重要原因。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加工厂，其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结构性的。同时外资流入也是结构性的，在此基础上还有热钱流入。这导致中国经常项目和非政府关联的资本项目出现双顺差。由于种种原因，人民币汇率短期内难以大幅度升值，但是顺差压力依然存在。央行为此大量购进外币，同时投入人民币基础货币。尽管通过外汇市场的运作得到对冲，仍对国内的货币环境产生影响。而在热钱涌入的背景下，央行的利率政策亦受掣肘。
难点三：全球化背景下的外需依赖。
现在全球经济都存在失衡，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失衡是被一种新的全球经济均衡关系所代替的，这就是美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对应于东亚特别是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美国日益增长的负储蓄对应于东亚和中国日益扩大的净储蓄，美国的需求增长对应于东亚与中国的供给增长。
冷战结束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巨大的生产要素价格差驱动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流动。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使国内的商品生产迅速减少，然后形成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由于在战后50年的长期过程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使传统的通过汇率来调整贸易平衡的机制完全失效了。汇率调整一般有百分之几十的幅度就已十分巨大，相对于百分之几千的生产要素差距，作用微乎其微。如果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例如工资等生产要素上的差距有几十倍之巨，即使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因素，把这些差距拉近到10倍以内也需要20年左右。可见，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吸纳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投资目前就只是刚刚开了个头，更大的产业转移浪潮还在后面，新的全球化格局就还会继续深入发展。
难点四：尚不健全的中国金融体系。
尽管目前居民投资渠道日渐拓宽，但渠道的丰富性、规范性，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难点五：中国仍存在支持较高投资率的因素。
中国经济的奇迹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投资，来源于出口增长和制造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中国出口增长很快，出口结构也不错。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还是以内需为主的，并不是外需导向的经济。从中期角度来说，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会缩减，储蓄率会逐渐下降，而投资率有可能维持较高的水平。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目前官方统计的投资率可能有夸大的成分；其次，今后10年甚至20年当中，资本积累仍然会以非常快的速度继续扩张。因为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资本水平仍然是很低的，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5%，这就要求投资率仍然有进一步的增长。
未来调控如何发力
从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看，需要坚持“双稳健”的政策取向，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要增强灵活性和针对性，根据形势变化适时适度进行微调，注重政策实效，加大“点调节”和“预调控”的力度。适度调控信贷和投资过快增长，使经济增速适度回落。鉴于目前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在相当程度上与流动性过剩相关，在调控政策上要“疏堵结合”，以“疏”为主来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在政策着力点上，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适当紧缩货币政策。降低货币发行速度，对过热行业要加强“窗口指导”，进一步提高产能过剩行业的进入门槛。从当前投资和价格指标看，投资增长幅度依然过高，PPI和CPI上升，建议再次小幅调高贷款利率。同时，金融机构应尽快调整资金使用结构，不断调低投资贷款比例，相应提高消费贷款比例，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积极推进住房抵押贷款、汽车以及家电消费贷款，鼓励居民贷款消费。此外，为了缓解资金流动性过剩的矛盾，一方面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减少银行存差不断扩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比如扩大企业中长期和短期债券发行规模，创新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渠道，积极发展金融衍生产品，探索和支持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等。
其次是适度放松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应从目前的偏紧（压缩国债发行规模、压缩赤字规模）状态向偏松状态调整，适当扩大政府的投资和消费。一方面各级财政应进一步增加用于城镇贫困居民的社会保障支出，进一步扩大覆盖面，继续提高他们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政府职员工资水平，并继续向有利于消费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推动农民消费。专项基金从三方面筹措：第一，从每年财政增收部分中划出一定比例（比如财政增收的10%）的资金。第二，每年发行一笔新农村建设专项国债（比如每年500亿元）。第三，从每年土地出让金中切出一块资金来。将这三块资金捆到一起，组成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并支持农业、农村生产能力建设。
三是高度重视分配问题。通过调节收入分配特别是初次分配，增加农民和城镇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总水平，促进经济结构问题的解决。
四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城乡居民预期支出。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消除现有各类社会保障制度规定的冲突与掣肘，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框架，该市场化的要继续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不该市场化的一定要根据公共服务原则进行制度设计，对于影响居民消费的诸多社会保障制度政策，要及时清理；完善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保障和救助政策，提高政府对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扩大城乡居民的受益范围，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再有，仍要通过具体的政策手段，抑制投资过快增长，解决贸易顺差过大等问题。而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下决心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长期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实现的，过去我们实行这种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根据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教训，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如不及时改变这种战略，必然会给经济运行带来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因此，要解决投资过热、产能过剩、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还必须从长期制度安排方面入手，比如一方面改革现行财税制度，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关系，以降低各级地方政府“抓投资、上项目”的冲动；另一方面改变鼓励出口的政策安排，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分步骤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安排，适度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步伐，适当提高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同时，在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要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高度警惕和监管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国内，防止恶意炒作人民币，干扰我国汇率改革的进程。还有，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进一步利用税收、财政转移支付、捐赠、补贴等再分配手段，调节初次分配阶段形成的过大收入差距，最终实现“调高、扩中、提低”的目标。（杨明炜
作者为新华社经济分析师）
新一轮宏观调控：彰显中央政府对市场驾驭能力
2003年下半年，为控制可能出现的经济过热趋势，中央政府展开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四年来的实践显示，中国经济总体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运行态势。取得这一成绩，及时有效的宏观调控功不可没。正是中央政府审时度势，冷静抉择，牢牢驾驭经济全局，引领着中国经济稳健前行。
“与以往的宏观调控相区别的是，这一轮的宏观调控更加市场化，更多地采取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而保证了国内经济没有大起大落。”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评价这轮宏观调控时认为，虽然面对的环境更加复杂，但政府的调控方式越来越成熟。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宏观调控面临三大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陈佳贵10日表示，近年来宏观经济不断出现新问题，宏观调控的难度在加大。
“本轮宏观调控自2003年开始，但当时存在的投资增长过快问题现在仍没有彻底解决，2004年又出现外贸顺差过大问题，现在又出现资产价格上涨过快等问题。”
经济观察：宏观调控五年“控温”成绩显著
当前经济形势述评：落实科学发展
坚持宏观调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