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栓喜：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主持人：邹民生 乐嘉春

    对外开放面临全新挑战：在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主持人：栓喜，你好。上次我们的对话———中国经济在哪些领域会有突破性变革，引起了经济界、特别是理论界很多人的关注。你们中改院对中国经济的透视很独到啊。今天，我们再来谈一个大家争议比较多的话题，这就是下一步中国的对外开放问题。我知道你对此也有不少研究，先谈谈你的看法，如何？

    方栓喜：好的。我先介绍一个情况，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分析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时，他重点强调了“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这四大趋势。

    用国际化这个词，意味着我国的对外开放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看待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新问题。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对外开放战略能顺应国际潮流、符合中国国情。

    现在的问题是，面对新阶段的新矛盾、新问题，如何把握对外开放中的主动性，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呢？我觉得有这样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与改革初期相比，现在的对外开放已不存在逆转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初期，大家会有一种想法。如果对外开放对我们不利，随时可以退出来。作为一种边际上的改革，随时都存在调整的可能性。

    但是现在，作为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已经对加入WTO进行了承诺。入世5年来，这些承诺都在逐步兑现。我国制造业已全部对外开放；在世贸组织分类的160个服务贸易部门中，我国已开放了100多个，开放比例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银行、保险、证券、分销等领域的开放步伐正按预定的时间表顺利推进。

    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已遍布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入世后的5年期间，我国外贸、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分别占过去28年的58%、43%和59%。这五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不断加速，综合实力不断提高，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体。我们有1亿多的劳动力在从事对外经济领域的相关工作。

    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在对外开放方面的退出成本已超出了国家的承受能力。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说，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在战略上考虑，最明智的选择是更为积极主动地开放，在开放的进程中把握先机，趋利避害。

    第二，当今国际经济的主潮流在于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跨越民族界限，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

    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市场、整合资源，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化独特而又重大的变化。跨国公司运用国际规则，推行本土化战略，由跨国经营向全球公司转型。面对迅速形成的全球市场，跨国公司原有的发展战略管理结构及经营理念已经面临严峻挑战，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发展战略转向全球经营。他们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并加紧整合和利用全球资源。这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通过全球公司这个载体吸纳整合国际资源，开拓全球市场。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数以千计的著名跨国公司纷纷加入联合国秘书长倡议的全球契约，自愿接纳这个契约提倡的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败四个方面的10项原则，将一种新理念、新规则在短短几年内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如果还按照过去冷战时期的思维来考虑问题，对跨国公司保持一种偏见，不去适应国际大势，就很容易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落伍。我国既面临同全球公司竞争合作的挑战，也面临着“走出去”，发展一大批全球公司难得的机遇。

    第三，我国正处于从对外开放大国向对外开放强国转变的新阶段。

    目前全球最大500家跨国公司已有480家到中国投资，世界排名前面的汽车巨头已经全部进入中国市场，世界工业企业中的100强中已经有90多家在中国投资，外商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将近800家。

    在跨国公司和全球贸易的带动下，我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与此同时，一些新矛盾，新问题逐步凸显。比如贸易顺差过大所造成的流动性过剩、人民币汇率问题、技术创新问题、对外经济安全等问题。

    经过近30年的对外开放，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形成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形象，也理应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但是，也应清醒地意识到，我国还不是经济强国，在全球范围整合资源的能力还比较弱。需要我们从多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这些新问题。从而提高我们驾御全球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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