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从１９９８年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开启至今，基金行业已走过９年历程。在资本市场转型过程中，人们对叱咤金融风云、驾驭基金大潮的基金公司和基金操盘手们越来越关注。作为记者的我，有幸步入这个新兴投资领域，对这个特殊的投资群体进行了近距离的观察、探询和体验。

东方基金公司坐落在北京著名的金融街上          付勇 　　     郑军恒          王石 　　     付勇常常在办公室加班。        晨会上，付勇聆听研究员和其他基金经理的最新分析报告。      　 郑军恒每月到上市公司调研。图为在一矿井考察。      王石酷爱运动，节假日常去爬山、滑雪。

    京城５月，早至的热浪将气温推到了３０多摄氏度。我又一次来到位于复兴门金融街的一幢现代化写字大楼——盈泰中心，走进坐落在１６层的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这家中小型公司是《证券投资基金法》施行后成立的第一家基金公司。

    我采访的主人公，就是东方精选基金的基金经理——付勇。

    付勇对他的基金认购量与日俱增不以为然，他说，若赚不到钱就不好了

    我来到付勇单独的办公室，他正在电脑前专注地工作着。这位身兼东方基金公司副总经理和基金经理要职的人，是公司里的大忙人。我悄悄坐在他身后的沙发上，瞅时机和他说话，这是采访以来我们之间的常态。

    付勇的办公室不大，墙上的《清明上河图》和几盆高矮不一的绿色植物，使这间简单的房间颇有诗情画意。办公桌上三台大电脑，一台专看股市大盘，另两台分别是公司下单的内网机和连接外网的，显示着主人是一位掌控着几十亿元资金，在股市叱咤风云的人物。

    第一次见付勇时的情景，不由浮上我的脑海。“欢迎，欢迎！”一位身材中等的中年男子快步从座位上站起来迎向我，有力地握了一下我的手。这便是付勇。他，朴实的发型，白衬衫里闪出红色的棉织背心，脚穿一双白底黑面老头布鞋，特别是他的微笑，谦和真诚，不像一个老练的金融家，倒像一位朴实、儒雅的学者。初次见面，他就留给我非常好的印象。大家互递了名片。“你的手机尾数和我的很相似。”他不经意地说。“哦，看得这么细。”我笑了。他解释说，他本科学的数学，硕士读的财经，博士学的金融，三个专业都是靠数字串起来的，所以对数字变化非常敏感。

    付勇已有近１０年金融从业经历，历经投资银行、个人银行、上市公司审计等岗位。记得我曾向他请教什么是基金，他的回答出乎意料：“这个问题，回答起来非常难，国内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接着很认真地解释道，“当时制订基金法时，我的老师是起草小组的副组长，修来改去，最后《证券基金法》对基金是没有定义的，但有一些描述性的东西，如：是一种集合理财工具，以组合投资来分散风险。原来《证券基金法》把产业、私募基金放进去，后来只管公募基金这一块。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基金业在中国尚处于发展中。”

    的确，中国基金业是个年轻的行业。２００３年开放式基金问世后，基金业的发展速度才明显加快。目前全国有近３００只基金。基金大规模进入股市，引起了监管机构的担心，证监会曾于去年年底暂停审批新基金的发行，而在新基金重获发行之后，又规定了基金发行的上限，募集资金超过上限的实行“比例配售”。而且，对基金公司的审批也越来越严格，直到现在，全国也只有５８家基金公司。

    “付总，一位持有人怎么劝都不走，非要见您，怎么办？”正在我陷入沉思时，市场部一位女士进来打破了办公室里的寂静。

    “什么人？”付勇抬起头来。

    我知道，只有投资上千万元的投资人，公司才会安排面见经理，但也要提前预约。

    “一个外地的小女孩，说是她的爸爸妈妈买了您的基金挣了钱，她这次来北京玩，一定要跟您照张合影带回去。”

    “让她进来吧。”

    一会儿，一个梳着齐耳短发的十几岁的少女腼腆地走进来，她不像追逐影视明星的“粉丝”那般狂热，而是满脸羞涩地跟付勇合了影，又让在一个本子上签了名，就跑出去了。

    “您也有‘粉丝’！多吗？”我笑着说。

    “还可以吧，给他们赚了钱嘛！今年从１月份至今天５月２９日，东方精选净值增长率已达１０８％。”付勇一脸坦然的表情。

    其实，付勇去年的业绩就非常好，根据晨星基金数据对１０６只股票型基金的排名，他操作的东方精选最近一年总回报率１８１．９３％，排名第三；中国证券报今年对偏股票型基金的排名，东方精选排第一名。

    “你当初怎么也不劝我买你的基金呢？让我也沾沾光呀！”付勇听了我的话，开心地笑道：“最近买的人很多，每天大约有１．８亿元进账，所以下单也多。”

    “买的人多是好事啊！公司的管理费也收得多。”

    付勇对我的话不以为然：“不是任何时候都希望钱多的，若赚不到钱就不好了。我们公司的理念是诚信是基，回报为金，宗旨是为千千万万持有人赚钱，持有人的利益是大于公司股东利益的”。

    他同时操作三台电脑，手指在键盘上轻轻一动，不知又有多少亿资金进出股市

    见过付勇的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希望别误了公司的晨会。当我“公交”、“地铁”一路兼程地赶到公司时，已是８时１５分，许多员工也在匆匆刷卡进门。我急忙跑到付勇的办公室，只见他正在看报纸。

    “您什么时候来的？”我气喘吁吁地问。

    “７时３０分，我每天先到楼下吃早餐。我是公司上班最早的一个。”付勇看了看我，继续看报。每天晨会前，付勇都要阅读几十份财经类报纸，掌握最新信息，及时根据形势调整已设计好的买卖股票计划。

    付勇像是上了发条的机器，看完报又上网处理邮件，并查看今天进了多少钱。８时４５分晨会开始，付勇仔细聆听研究员和其他基金经理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最新分析。晨会一结束，付勇直奔办公室，紧随其后的我知道，关键的时刻到了！经过昨天下午和晚上的酝酿以及今天早晨了解的信息，付勇已决定了今天买卖股票的计划。

    ９时３０分，股市一开盘，付勇便开始给交易员下达买卖的单子。只见他同时操作三台电脑，一会儿从外网机上到股票行情分析机上，一会儿又回到下单机上，像战场上的将军一样，指挥着千军万马，手指在键盘上轻轻一动，不知又有多少亿资金进出了股市。２０分钟后，他打了个电话，让早已等候在外的平安保险公司的人进来交谈。

    对于平安保险公司这样的机构投资者，一般是基金公司主动向它们推荐产品，这次客户主动上门，主要是看好东方精选的良好业绩，想建立长期关系。平安的两位投资人用了一个多小时问了几十个问题，付勇一一耐心地回答。一送走保险公司的人，付勇赶紧接通电脑视频，招聘一个远在台湾搞投资的先生，准备选拔股指期货方面的人才。

    １１时３０分，上午工作结束。中午１时过后，付勇进入他一天中的第四项工作：阅读上百份券商的报告。国内外证券公司定期将有关各行业和上市公司情况的研究报告卖给客户。付勇把阅读大量报告作为锻炼自己的重要功课。他说：“我不一定是最好的基金经理，但要做最勤奋的基金经理。”

    付勇的确够勤奋忙碌的了。下午３时，股市收盘前，他一边看券商报告，一边盯大盘，重要的报告打印出来晚上仔细研究。３时之后，完成盘后作业，筹划明天的下单计划。晚上，他有时会参加一些客户的应酬，或是聚会，通过这些活动，与投资者联络感情，与朋友交流信息。基金经理们通常都有一个有效的圈子交流信息，付勇也有自己的圈子。那天晚上他就有个聚会。没有聚会的时候，他有时吃完晚饭后就从西直门的家跑四五公里到办公室加班，既锻炼了身体，又做了工作。他告诉我，他是没有上下班概念的。

    面对生活中的负面经历，付勇不仅不记恨，反而心存感恩

    接触几日来，我琢磨着付勇，身在商海，却无市侩之气，反而透着儒雅朴实的气质。这是怎么回事？我终于从与他的交谈中找到了答案。

    付勇祖籍湖南，从小就很聪明，４岁上学，１８岁大学毕业。当过中学数学老师，读的是北大的硕士和博士，在待遇不菲的银行工作，２００４年东方基金公司组建之时来到这里，如今成了投资界的精英。可是，就这样一个成功者，却走过比许多同龄人更艰辛的路程。

    付勇出生于１９６８年，因“出身”不好，童年时，曾吃过不少苦头，光脚在雪地里被追赶；少年时期，他在煤矿长大，矿难发生有矿工死就响警报，警报声和哭声让付勇直到今天也难以忘怀；青年时期，为了考学，他毅然辞职，成了待业青年；研究生毕业后，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上北大的公费博士，但出现障碍差点没上成。

    对这些负面经历，付勇不仅不记恨，反而心存感恩。他说：“父母一辈子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特别是母亲，是全国优秀教师，他们教育我一定要学会感恩。”感恩的情怀像法宝一样让付勇经过几十年风雨后反而磨砺出一颗健康宽容平和的心。同时，压力巨大的投资工作，也让他的承受力变得更强。他说：“有时一下子亏几个亿，只能坚强地挺住，才有可能把亏的钱再赚回来。”

    基金行业频繁的业绩排名和业内口碑就是对基金经理最大的奖惩。三大证券类媒体和有关机构每天公布对所有基金业绩的排名，若排在后边，投资者可以随时赎回投资。每年各基金公司淘汰排在后１／４的基金经理。听人说，心理素质差的很快退出了，中等素质的硬挺着，只有心理和个人能力俱佳者，才会从压力中脱颖而出。

    “压力这么大，您打算干多久？”我问。

    “干到老。压力再大，没有超过我对这份工作的热爱。热爱是因为有挑战性。投资不完全是科学，有艺术，有生活，不是能算出来的。”

    “如果做得好，收入也很高吧？”我知道，基金经理收入在金融业里属于前列，但是个不宣的秘密。

    “做得好的基金经理主要靠奖金，我们公司大约是工资的两倍。我相信基金经理的收入都超过了生存的需求。马斯洛说生存是最低要求，实现自我价值是主要的。”付勇回答。

    一整天了，我奇怪付勇的手机从来没响过，一问才知道，为防止基金经理们在交易中坐庄和关联交易，证监会要求收盘之前上交手机，同时录音座机的电话。为防止基金经理们建立“老鼠仓”，还严格监控他们亲属的账号。

    郑军恒坚信研究能发现价值。交易员王石认为，忍耐是一种美德，要管住自己的手

    许多基金公司都在推明星基金经理，而东方基金公司打的是团队牌，他们认为团队制是可复制的，稳定性强。除付勇外，我陆续采访了两个重要部门的人员：研究部副经理郑军恒、交易部经理王石。

    研究部是支持性部门，做基础性工作，由专家组成。他们不仅通过研究报告，更多靠实际调查对行业、公司、个股进行分析研究，选择好的股票放在基础、优选和精选三个股票池里，供基金经理选择。基金经理可以提建议，但投资时不能选池子外的股票。

    初次见到郑军恒也是在收盘以后，他和付勇年龄差不多，也许因为搞研究的缘故，显得更老成持重一些。

    “研究员和基金经理有什么不同？”我问。

    郑军恒介绍说，研究员在基金经理的投资行为中不仅承担前期的基础性工作，在后期的投资过程中也起风险控制的作用。他讲了一个例子。有一阵儿一只金属行业的股票持续暴涨。一位基金经理很激动，准备把买这只股票的资金从５％加到１０％。证监会为控制基金操控股市，规定基金购买每只股票的最高上限是１０％，而在东方基金公司，投资时，基金经理权力是有权限的，若想越权，得由投资决策委员会决定。买到１０％是件大事，必须经过公司的投资委员会开会并审批。当时郑研究员认为该股票价格有水分，投委会听过他的分析后，对基金经理的决定实行了否决，果不其然，第二天那只股票就开始暴跌了。

    郑军恒还通过一件亲身经历阐述了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有一年，铜价暴涨，市场主要认为是国际炒家炒高的。２００５年９月，郑军恒去了一家安徽的铜业公司调研，发现铜矿未来３年没有可开采量了，从行业的基本面得出判断，铜价升高是供需关系，不是炒作问题。很多人预计当时的铜价是最高价，将来会下跌。郑军恒敏锐地下了一个结论：期望铜价下跌是一厢情愿的。果然，２００５年底，铜价重新大幅上升。但当时郑军恒没有说服基金经理，２００６年初，在铜价涨到５０％以上后，基金经理认同了，开始将资金介入相应的股票，当时在基金公司里算是进入早的，公司在这方面赚了不少钱。从此以后，郑研究员坚信“研究能够发现价值”。

    “您打算将来作基金经理吗？”我知道，许多基金经理都是从研究部里挑出来的。

    “目前还没有打算。”接着，郑军恒无奈地摸了摸自己的头发，“干我们这行付出太大，普遍白头发多，香港有些基金经理才４０多岁已满头白发。但我们人际关系也相对简单，见面就问买什么产品，不会看对方开什么车，穿什么名牌。”

    “将来若不干了，会做什么？”

    “旅游。还想治理沙漠。”说到这里，郑军恒露出了轻松的微笑。

    很荣幸，我竟然在一天下午下班后的时间里，被允许进操作室见交易员。为避免交易行为的黑幕，东方基金公司的交易室是在单独隔离区内，有单独的防火墙，外人是根本不允许进的。

    交易部的经理王石是个热情活泼的小伙子。我一进交易部的大门，他麻利地拖出一个活动小桌，摆上饼干和水招待我。屋内还有三个小伙子，都在２０多岁的样子。以前就听说过，交易员都很年轻，要脑快、手快，否则动作一慢就可能丧失良机。

    交易室是间大屋子，每人桌上有４台电脑，比基金经理还多了台看大盘的。屋顶上有几个无死角摄像头，在整个股市交易时间内，交易员们都不得出去。

    可能是一天坐的时间太长了，王石来回走动着跟我交谈，我的目光就不停地跟着他转。“我们表面上看是完成单子，其实有很多工作要做。”王石介绍说：“我们在接受基金经理下的单子后，并不是马上把买卖付诸行动，而是有个交易策略，即：一要看基金经理下的单子是否符合证监会的规定，二要看是否符合公司投资委员会设立的风险控制指标，最后要选择最合算的时候进行买卖。”

    之后，王石流畅地讲了一本交易“真经”：“交易员首要的是忍耐。忍耐是一种美德，要管住自己的手。一个东西涨得快不等于就买它，要分析它是否会长久。但该出手时还得眼疾手快，在矛盾中趋于平衡。”

    我们的谈话不时被他的手机铃声打断，只听他在电话里约人吃饭，又约朋友周末爬山。

    “你是单身吗？”我问。

    “是啊！每天工作很忙，成天考虑股市，看股票比搞对象亲。晚上睡不着时，我就看《资治通鉴》，或者看ＮＢＡ豪华阵容。”王石调侃地说。

    责任感让付勇在充满名利的市场上屡屡抵制住了诱惑

    “五一”节期间，我拨打付勇的手机，关机。付勇是个孝子，他把父母接来北京同住已有十多年。他的爱人在国外读书，孩子上小学，父亲管孙子的学习，母亲照顾孙子的生活。家庭是付勇解压的最好港湾。他说过节假日没事时就和父母小孩在一起，每天还要通过视频和爱人聊天半小时。看来，他是陪家人度假去了。

    节后，见到付勇，发现他晒黑了，便问：“带家人去哪里玩了？”

    “我一个人去康西草原骑了两天马，又到蟹岛休息了一下。”

    一个人？一定有文章。追问下，他才告诉我“五一”期间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节前，付勇就打算对某个行业的股票进行重仓投入，为了慎重，临放假，他就让父母带着孩子回老家了。前三天自己一人闷在家里，埋头研究国内外有关报告，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吃饭叫外卖，研究透彻后，下定决心买进。之后，疲劳的他独自放松了几天。实践证明，此次投资收益非常好，建仓后１０多天，就涨了７０％－８０％。

    尽全力为持有人创造财富成了付勇的信念。他说：“每天进来大量的钱，初看是数字，但数字背后是持有人的信任，信任后边是责任。”

    责任感让付勇在充满名利的市场上屡屡抵制住了诱惑。去年，有一只股票跌得很厉害，作为股东方的基金代表，付勇认为这只股票的股改方案会损害持有人利益，但大股东势力很大，威逼利诱付勇投赞成票，搞得付勇压力很大，但他最终也没投赞成票。付勇说：“市场上总有股力量会偏离初衷。人有私欲，但做人一定有底线，守法是底线，维护持有人的利益是底线！”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付勇悟出了市场的禅机

    股市进入５月底，直线上升，强烈追求快钱的投机心理让许多“基民”不再满足基金经理们坚守“价值”理念而稳健投资的做法。但是，基金公司不是一般股民，面对市场上狂热的投机心理，付勇说，他们机构反倒更保守了，投资时回到稳妥的大盘蓝筹股上。他明确表示了自己对冒险的厌恶：我是个风险厌恶者。我用的是持有人的钱，冒一次险就可能把以前赚的都没了。股市是企业融资的渠道，不是赌场！

    付勇有一个他的“价值创造”观：该发现的好股票都已经发现了，价值发现已告一段落，在全流通时代，基金作为一个重要机构投资者，有权力、有能力以企业股东的身份参与管理，帮助企业改善、提高，自己的股权也能随之提升，这在国外称为积极治理主义。东方精选目前就是一只股票的大股东之一。“两会”期间，付勇找到了那家企业当人大代表的董事长，提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比如，建议他们的广告应定位在保健型，后来那家企业真的撤掉了旧广告。

    付勇引用孔子的话“和而不同”来形容自己的投资特点，“和，是一种优化的最佳投资组合，而和的目的在于追求不同。在投资组合上，我会把７０％到８０％投资于普遍被看好的行业蓝筹股，以确保在股市上涨时取得稳健收益，而另外的２０％到３０％的资产，则在深入挖掘企业深层次投资价值基础上进行差异化投资，以确保能够取得超额受益。”去年底，他经过充分调研和准备，果断地把他基金组合里银行股和房产股都打掉了，此举让东方精选今年一季度排在了第一名。

    付勇很多思想都来自老祖宗的智慧。他曾和几个朋友组成《毛泽东选集》学习小组，汲取里边的思维方式。他认为西方思想多的是工具，理念上东方思想比西方更高。

    对自己本职工作的热爱和投入，甚至有点改变了付勇的性格。“做基金后，情绪化的东西少了，不爱说话了，因为随时都必须沉下心来琢磨市场。”他总结说。

    “琢磨市场这么多年，在您眼里市场是什么？”我很好奇。

    “有点像禅宗说的‘参禅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参禅中，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参禅后，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我对市场更多是敬畏心，因为它不可知，以个人力量很难把握，所以一定要谦虚谨慎。”付勇意味深长地说。

    “既然不可知，那做这份工作的意义在哪里呢？”我故意问。

    “股市就是让普通老百姓分享国家经济的发展，基金的作用是帮助没时间、没能力进股市的个人投资者分享国家经济的发展。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仍然会保持高速增长，我们搞投资的都认为很可能遇上了这辈子的大牛市，在这么好的时候能从事这样的事业，我很幸运！”说到这里，付勇又兴奋起来。

    告别付勇，走出盈泰中心，天色已黑。我徒步走在金融街上，抬头一望，许多高楼大厦华灯初上，想到基金经理以及金融工作者们又在挑灯夜战，我心里升起一种敬意，同时，也为他们身负重压感到有点酸楚。晚上与朋友聚会，我感慨地说起付勇和他的团队。一位朋友常跟国内外搞投资的大家接触，他说，汇聚在投行和基金公司里的很多人不仅有过人的才智，还有优秀的人格和操守，否则就会被市场淘汰。朋友的话突然点醒了我，时势造英雄，是市场磨练出了像付勇一样的许许多多的投资精英。（记者 罗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