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探索、新经验：宏观调控六大基本经验凸显了中央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超能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过程，实质是加深理解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

    我国经济总量的放大和结构、体制、增长方式问题的凸显，要求我们既要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又要及时消除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这就对宏观调控提出了很高要求。

    实践证明，这是一次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特色鲜明的宏观调控。几年的宏观调控实践，我们汲取了一些弥足珍贵的经验：

    ———在时机上，是见微知著，主动调控。

    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部分行业出现局部过热时，中央就适时、适度地进行主动调控。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评价说，见事快、动手早；见之于未萌、防之于未然，是这次宏观调控的重要特点，也是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明显效果的重要原因。

    2005年上半年，针对房地产业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了比较集中的宏观调控，又一次防止了局部问题转为全局问题，进一步延长了经济周期在适度高位的运行。

    2006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在火热的投资和充裕的资金推动下，经济增长可能由偏快转向过热。技巧日臻成熟的调控及早出台，适度微调，多次“点刹”，较好地控制了经济运行的“加速度”。

　　———在目标任务上，是总量调控、结构调控和解决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

    现实中，往往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导致出现总量失衡问题，总量失衡实际上是结构失调的表现，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归根结底是结构问题。

    通过粗放扩张追求GDP高速增长，是近年经济生活中三个“过”的根源，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这三个“过”是相互联系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卓元对此有过精辟形象的描述———投资增速过快，生产能力大大提高，而消费需求是相对稳定的，生产的大量产品就要出口，造成外贸顺差过大；顺差过大，一结汇，央行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央行被迫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因无法用票据等完全对冲掉），造成流动性泛滥；货币过多使贷款猛增，刺激投资增加……如此循环往复。

    ———在实施原则上，不是全面紧缩，而是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不“急刹车”，不“一刀切”。

    一方面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盲目发展，另一方面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地普照在农业、教育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

    我们迎来了一个历史性转向。2005年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国家建设资金的投入更多地转向农村。这无疑是今后几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大动作”，表明党和政府已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在节奏上，是渐进式的，由未雨绸缪、冷静观察到温和预警、适度微调，再到适时加大力度，对看准了的问题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

    灵活多次“点刹”的艺术集中体现在金融调控上。央行近年来多次动用相关货币政策工具，2006年至今已8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4次调整人民币基准利率，每次调整幅度都不大。小步渐进，而不是“急刹车”，在矛盾和问题还不是很严重时进行多次微调。

    ———在手段上，多手用力，既重视用经济、法律手段，也适当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

    除了采用货币政策等调控手段外，这次宏观调控手段更加多元化，增添了很多新的元素，从金融领域向土地、资源节约等领域拓展，通过政策的组合作用提高了调控的有效性。

    行政手段在这次调控中也有所创新。征地、环评和项目审核程序执行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宏观调控的成效。2006年宏观调控的关键词之一就是“项目清理”。2007年年初国家环保总局首次启用“区域限批”政策，这是环保部门近30年来首次启用的行政惩罚手段。

    2006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严肃查处了违规建设的内蒙古新丰电厂项目，并对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予以通报批评。此前，中国罕有省级政府因执行中央政令不力而被通报批评的情形，这充分反映出中央确保宏观调控政令畅通的坚定决心。

　　———在保障上，坚持标本兼治，深化改革。

    宏观调控措施和体制改革一开始就是密切配合，相得益彰。2004年调控之风劲吹之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投资体制改革相继推出。这两项改革，其基本精神都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按照传统观念，调控时期推出这样的改革是不可思议的。这确实需要巨大的气魄和胆略，充分体现了中央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和信心。

    改革的号角已然吹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试点有了重大进展，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愈趋深化，电信、民航、电力等行业引入竞争打破垄断，煤炭资源“有偿使用”改革开始试水，外资并购新规开启利用外资战略调整序幕，“区域限批”、“构建五大督查中心”等使污染减排这一约束性指标真正硬起来，投资、金融、财税、外贸、证券、社保等各项改革整体有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