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人口对消费起着主导与决定作用。人口的规模和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的规模和消费的能力。与解放初期相比，我国人口规模和收入水平都有很大的增长，现在的人口规模差不多相当于那时的3倍，而人均收入水平更是提高了100多倍。1949年，我国的人均GDP大约只有100多元人民币，1980年大约为460元，到2005年已经达到1.4万元人民币。相应地，消费规模和消费能力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不仅如此，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恩格尔系数为例，解放初期，我国的恩格尔系数达到80％，农村地区更是高达90％多。换句话说，那个时期人们的收入主要花在填饱肚子上面。到了2005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下降到45.5%，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大约只有36.7%。与此同时，居民用在其他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消费支出则大大提高了。

    其次，人口的生育周期还会对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形成周期性的冲击。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我国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和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目前正好处在25至45岁时期，这个年龄段的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中，无论是收入水平还是消费能力，都是最强的。这也是导致当前房地产热、旅游热、教育热、医疗保健热等等产业高速发展的重要人口基础。

    此外，人口的储蓄行为也会影响投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储蓄和投资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当前，由于人们传统的储蓄观念和社会保障体制的缺失，导致储蓄率居高不下。1994年以来，我国储蓄率一直高于投资率，储蓄-投资缺口始终存在，平均约占GDP的2.3%，且近两年来储蓄-投资缺口出现了扩大的趋势，2005年储蓄-投资缺口达到4.8%。这意味着在资金紧缺的我国，还有相当部分的本国储蓄没能有效利用。而大量的储蓄资金沉淀在金融机构，也使得我国的资金使用成本非常低下，这又构成了“投资冲动”的一大诱因。

    李建民：刚才李博士主要从人口转变对消费、投资、储蓄等方面谈到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下面我着重谈谈人口转变是怎样通过对消费制度变迁的作用来影响经济增长的。

    第一，人口转变为经济增长带来潜在人口红利。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通过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为经济增长带来潜在“人口红利”。譬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整个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的贡献为1/4至1/3，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至l/2。

    经济史学家利用欧洲和北美17个国家1870至1913年的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新大陆的人均GDP增长比旧大陆高0.47个百分点，这个差别的绝大部分(90%以上)可以归结为新大陆人口结构方面的优势，即通过具有年龄选择特点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相对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

    在中国，人口转变通过高储蓄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改革以来，总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的贡献大约在5%左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4强。到2015年，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1/3左右。

    第二，人口转变通过人口增长、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经济规模、最终消费和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消费率。一般来说，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以及消费水平高、提高速度快，倾向于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消费率；相反，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对消费率的提高很不利。

    第三，人口与可供消费资源的对比关系发生变化，将引发消费制度的演变。随着人口转变的进行，人口与物质资源、自然资源等的对比关系也在逐步变化。人口与经济、社会、自然资源和环境等的对比所形成的相对价格的变化，将引发消费制度的变化。当某种资源消耗的速度或总量超过一定限度时，资源系统的结构和状态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而使原有的消费制度难以为继，只能加以改变。

    人口增长由高到低的变化，同时经济持续的高速运行，由此造成的生产过剩必然形成不同于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经济底子薄的短缺经济背景下的消费制度，并对抑制消费形成强烈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