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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现年67岁的石广生来说，领导国有资产立法可能是一个打破他职业生涯纪录的棘手难题。

    作为中国前外经贸部长，石广生上世纪90年代亲身参与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漫长艰难的谈判进程。而现在，作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资法起草领导小组组长，他的任务是主持制定一部法律，以便规范管理中国数以万亿计的庞大国有资产。

    国资法起草小组中有30多个部门的官员参加，所牵涉的利益纠葛错综复杂。

    “越调研越复杂，难度太大。”石广生不久前在谈及国资立法进展时感叹说。

    “难度太大”的一个标志是，原定今年出稿并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国有资产法》草案，目前看可能要难产了。

    “8月上会审议肯定来不及了，草案都还没有拿出来，10月也不大可能，唯一的机会是12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但现在看时间还是太紧。”国资法起草工作小组专家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分析说。

    尽管如此，起草小组仍在努力，“年内还是想争取上会审议一次。”

    “年内提交审议很难”

    2006年本来是国资立法值得期待的年份。“按照年初的规划，是希望上半年把基本问题研究清楚，下半年拿出草案的。”国研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张文魁新闻,张文魁说吧)介绍说。

    国有资产立法的进程早在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时期就开始，至今已历时13年。1995年曾有过一个草案，后因不成熟而被放弃。2003年国资委的成立成为一个新的拐点，2004年，国资立法再度提速，国资法起草小组重组，由领导小组、顾问小组和工作小组构成，阵容之庞大为以往各项立法所少见，仅工作小组中，就有国资委、财政部等30多个部门的人员参加。

    今年年中的一次会议上，起草小组开列了国资立法中涉及的15个问题交给成员单位，征询各部委的意见。（见附表）

    “6、7月间，大会小会开了不少，都在讨论这15个问题。”国资法起草顾问组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告诉记者。

    这15个问题从国资法的定位和调整范围、国资管理体制到国资收益上缴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核心问题，基本涵盖了国资立法的方方面面，可以看作是一个立法的大纲。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拿出草案就比较容易了。

    这个进展还将系于各部委的意见。本报记者了解到，国务院国资委在6、7月间针对其中的12个问题向起草小组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

    “大小国资法”之争

    影响国资立法进程的焦点问题，首先是国资法的定位和调整范围，以及与此关联的对国有资产的定义问题。

    目前，国家国资委只管理160多家中央企业。而在这一管辖圈子之外还有五大类国企和国资，包括400多户金融类国企、80多个部门下属的5000家国企，铁路、烟草、邮政三个行业的国资，以及外汇储备、广电和学校、医院等非经营性转型的国资。

    在省一级，有些地方的部分金融类企业由国资委管，而在地市一级，有些地方的国资委甚至还管部分行政事业性资产。

    那么，未来的国资法调整的范围到底是包括所有各类国有资产，还是只包括经营性国有资产？“大小国资法”之争，自立法启动之初至今未有定论。

    国资委6、7月份提交的意见是，“经营性、行政事业性和资源性三类资产应统一纳入该法调整范围”，但是应该强调“侧重规范经营性资产”。理由是，作为国资管理的基本法，应当为各类国资管理提供共性原则和依据。

    立足于“大国资”的概念，国资委认为自己的监管范围应包括全部国有资产——经营性和非经营性，监管对象包括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和国家建设单位，企业则包括工商、金融、保险企业和境外企业。

    这种“大国资法”观点在早期附议者甚众。但李曙光认为，这个设想要想实现可能会很难。因为这意味着要制定一部涉及宪法、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甚至包括刑法等复杂法律关系的大法，难度之大使之几无可能。

    于是，去年年底在昆明的国资立法研讨会上，“小国资法”——只调整经营性国资——的观点占了上风。李曙光也透露，现在看“偏小”已经成为共识，关键就是看“偏”到什么程度。

    李曙光说，可能的结果或许会是，在总则中对行政事业性和资源性两大类国资作一个原则性的安排，为将来立法细化提供一个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