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达尔文
(1809—1882)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标志着现代生物进化理论的形成，引发了近代最重要的一次科学革命。
赫胥黎宣传达尔文主义的重要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被严复翻译为《天演论》，将其核心思想概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极大的震撼和影响。19世纪后叶至20世纪初，中国在外国入侵中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危机、文化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同时爆发，《天演论》与中国人的忧患心态产生共鸣，激起“救亡图存”的强烈意识，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达尔文的这一学说后来被引申至人类社会，产生了种族竞争学说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近代的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等思潮，“生存空间”等说法均与达尔文学说有着某种观念性联系，成为许多当代人类悲剧的意识根源之一。
(黄晴)
7 马克思(1818—1883)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极其深远。
德国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
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者的革命导师，他对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影响极为深远。他为共产主义者所塑造的共产主义信仰鼓舞着千百万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为推翻一个旧世界而英勇奋斗。马克思送给这个世界被压迫者的奋斗目标是——寻求科学与真理，不断奋争以解放自己。在21世纪，马克思被公认为20世纪世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思想家，也承认马克思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揭露得最彻底的、最深刻的思想斗士。他所缔造的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使成千上万的苦难中国人获得了精神上的涅槃，坚定地走上了寻求救国救民救自己的道路。值得世界关注的是，在科技日新月异、思想百家争鸣的今天，马克思主义思想仍是中国政府和社会的最重要理论支柱之一，而且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让马克思主义明灯闪耀得最亮的国度。
(金点强)
8 恩格斯
(1820—1895)
德国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作为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记得这样一个朗朗上口的排行榜：“马恩列斯毛”，毫无疑问，恩格斯是公认的推动中国社会变迁的第二号革命思想导师。恩格斯是继马克思之后另一位思想巨擘，如果说马克思充满了革命的激情，思想中充满了战斗的精神，那么恩格斯则更多充满了理性，是一个冷静的思考者。他在理论思维上极具天才，在哲学、历史学、自然辩证法、语言学、军事学等领域均有深入研究和独到看法。他与马克思的珠联璧合之作《共产党宣言》既是一部战斗宣言，又是极具逻辑性的理论经典，成为影响无数革命志士的红宝书。无数中国革命者通过阅读恩格斯的作品使他们的革命激情中又调和了冷静的因素，懂得了如何战斗，更懂得了如何在战斗中思考。(金点强)
9 嘉约翰
(1824—1901)
美国长老会教徒，最早来中国的著名传教医生之一。1859年他在广州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教会医院博济医院。他和他的医院共为70多万名中国患者治疗，做过近5万次手术，培养了150名西医。
“挖肝剖腹”，这个血淋淋的词现在已经很少被提到，但在100多年前，刚刚由传教士们带进中国的西医就被视为这样的“巫术”。19世纪中期嘉约翰在广州行医时，也受到过这样的指责。他的诊所之所以能生存下来，一是靠了传教士的执著精神；二是因有没钱治病的，或是“病急乱投医”的人壮着胆子来试诊；三是有留美回国的中国学者的帮助。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治疗效果。嘉约翰的功绩还在于，他设立了西医学校，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西医大夫。孙中山先生当年也曾进博济医院学习。西医进入中国，当然不只是带来了一种新的治病方式，它还带来了一种生命观人生观，一种哲学或是生活的理念。因此，它才会引起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并一直延续至今。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今在中国西医已占主导地位，而能开方子的老中医却越来越少，一些传统的民间治疗方式反倒像当年西医刚传入中国那样，被不少国人视为“巫术”。
(丁刚)
10 丁韪良
(1827—1916)
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曾长期担任中国著名教育机构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负责人。
丁韪良在中国生活将近60年，其使命本是传播基督教，但他多年从事翻译、教育的实际工作，却使他无意之中在中国近代教育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一个历史场景至今耐人寻味：1898年，当中国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成立时，丁韪良被光绪皇帝任命为首任总教习（即校长），授二品。开学之际，他当着全体中外来宾的面，向中国的圣人孔子鞠躬致意。此举使丁韪良被一些基督教人士视为神的叛徒，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以这样的方式融入了中国，成了中国教育的一分子。(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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