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一期舆论监督节目，都有公关行为出现”

    在制片人张洁看来，出好节目是制片人永恒的压力。而同样永恒的压力，则来自于一期好的调查性报道，尤其是舆论监督报道，它可能播不出来。张洁称之为“永恒”的压力，是因为监督对象的公关是“人性本能的一种反应，因为你的节目触及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你可能影响了他的名誉、财产、乌纱帽，甚至让他掉脑袋。”

    “这种公关尤其恶劣的地方在于”，张洁说，“这事实上是我们监督对象的再一次腐败——花着纳税人的钱飞来飞去，请客送礼，住豪华酒店，维护的却是一两个人或者少数一些人的利益。”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焦点访谈》门前经常排着两个长队：一个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向《焦点访谈》节目反映情况的；还有一个，是住在北京各宾馆里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向《焦点访谈》节目公关，不要播批评他们的片子的。

    而在《新闻调查》门前公关的队伍可能不比《焦点访谈》短，因为《焦点访谈》节目作为日播的13分钟节目，可能当天就捅出去了。而《新闻调查》作为周播的45分钟节目，从拍摄到制作、剪辑、播出，给来公关的人留了长达两周的“排队”时间。

    张洁向记者证实，几乎每一期舆论监督节目，都有公关行为出现。有一些节目因此被贴上橙色标签锁入柜子，但大部分节目还是如期播出了。

    “《新闻调查》播出的每一期有影响力的舆论监督节目，都是全台上下，甚至还可能是台之外更高层的领导，抵抗公关的结果。”张洁说。

　　有一段时间，节目的播出率只有50％

    到新闻调查3年，做了很多期节目之后，柴静越来越相信一位美国大律师说过的这样一句话：真相是无底洞的底。

    在《新闻调查》，没有一个编导会说，我们能掌握真相——越做得多，越觉得真相不可企及，对于他们而言，探寻本身比结果更有意义。

    “探寻真相是一种姿态，是一直努力的方向，”张洁这样看待《新闻调查》的口号“探寻事实真相”。

    这条路，却不好走，有一段时间，播出率只有50％，尤其在2002年，“有真相被隐藏的地方就应该有新闻调查”就变得更为艰难，有10多期节目被毙。

    有些编导因此不太愿意做调查性报道，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个好的调查性报道选题，因为难度和风险比较大，有时候题在题库里放了3个月甚至半年都没人去领。

    《新闻调查》于是建立了一套绩效评估体系。这个评估体系的导向非常明确，凡是制作调查性报道，节目的评分就高，摄制组成员拿到的稿酬也就多。只要是调查性报道，根据难度和对抗性，会分别加10分到20分。接着又建立了做调查性报道的风险机制。凡是制作完成的调查性报道，经过制片人验收而没有能播出的，摄制组可以拿到这个节目正常稿酬的80％，这80％的风险由制片人承担。

　　做一个揭黑记者，就不能在生活中留下阴影

    现在的张洁，已经在约束自己尽量少和官员、老板交朋友。他解释，“你要和不良现象打交道，你就要客观公正，要有同情心，你要不让权势和金钱干扰报道的公正性，你要抵御住诱惑。成了朋友，监督就没法进行了。”

    “我们要做一个揭黑记者，就不能在生活中留下阴影。”出去采访时，包括正面报道，张洁都要求栏目自己承担经费。这在新闻行当里被视为异类，也遭到很多媒体的嘲笑。但张洁和他的同事依然坚持，因为“一个做调查性报道的记者要注意小节。廉洁和公正，是一个记者最基本的职业底线。”

    这样的坚持有时候让张洁对他的同事感到一种内疚：他们奋斗的目标特别大，但是他自己的生存问题又很具体、很艰难：很多是“北漂”，没有户口，要按揭买房，每个人都面临很多很世俗的问题。

    2004年在居庸关召开的一次调查性报道国际研讨会上，张洁在报告的结尾打出一张照片，一个小男孩笑得特别灿烂。

    张洁介绍说，这是我的孩子。“2003年我接管了这个栏目，同时成为了一个孩子的父亲。他是我的未来，他们是中国的未来。我希望他们长大之后的中国，不要再有那么多的腐败，不再有那么多的不公正，不再有那么多的环境污染……我们现在的理想坚持，就是希望他们能生活得更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跟我们的未来有关系。” （记者 唐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