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5月10日电
西安、武汉、成都等内地城市很适合接受外国企业的外包业务——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5月6日刊登题为《当心点，印度》的文章，摘要如下：
加特纳数据搜索公司称，西方公司对海外信息技术服务的需求到2007年将达到500亿美元，目前正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业务流程外包(BPO)——从处理账单和信用卡申请表到管理整个人力资源--市场到明年则应当会达到240亿美元，而且增长速度更快。
印度包揽了这其中的大部分工作。新加坡特马实业咨询公司的创始人比尔·刘易斯指出，中国虽然是世界上承包加工业务最多的地方，但外包服务收入只有20亿美元。该国的外包服务大多集中在东北的大连市，由于历史和地理位置的原因，那里的许多人会讲日语和韩语，因而承担起日本和韩国公司的内勤职责。根据官方统计数字，西安的外包服务年收入仅为4000万美元，90%以上来自日本。
中国有着巨大潜力
但中国有着巨大的潜力。该国工人都受过良好的基本计算和数学教育，他们纪律性强、训练有素，因此比大多数印度人更擅长枯燥乏味的工作。这一点非常适合BPO业务。“这些都是按规则办事的重复性劳动，可以训练一支大军去做。它们不需要创新。”加特纳公司研究部经理苏贾伊·乔汉表示。
“大军”的提法十分贴切：这个行业需要数百万报酬低廉的工人，中国恰恰拥有这种劳动者。在中国，BPO业务新手的月薪在300美元左右，是美国人平均工资的十分之一，因而颇具竞争力。世界顶级软件公司SAP的首席执行官亨宁·卡格曼今年1月提醒说，向印度外包业务的成本已经变得太高。中国沿海大城市的人力成本越来越高，但内地的价格依然很低。外国企业的目光逐渐投向成都和武汉等城市。据说，西安的房租和工资都比北京和上海要低40%-50%。富士通(西安)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野城保夫则表示，西安的人力成本比发展迅猛的大连要便宜，员工因跳槽机会不多而比较安心工作。
中国基础设施优越、对外商减免税收(不过印度的税收优惠幅度也比较大)、国家给予大力扶持，再加上跨国公司希望从印度分散风险，许多大公司纷纷转向中国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IBM、惠普、微软、西门子等公司都已入驻中国多年，并且都在忙着扩大员工队伍。
印度公司进驻中国
最近前来闯中国的恰恰是靠外包服务赚钱的印度公司，这一现象发人深省，其中最大的一家是塔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它在杭州开设了分公司。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和维普罗公司则打入上海和北京，并计划今后几年内各自把员工人数从几百人增加到5000-6000人。曾经是通用电气公司海外BPO分支机构的简柏特(Genpact)也入驻大连，它打算把大连员工从1800人增加到5000人以上。
它们做出这种开拓举动是由于国外客户日益强烈地要求降低成本、分散风险和为在华业务赢得当地部门的支持。葡萄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一家日本的信息技术外包企业)西安代表处的业务主管认为，中国市场起飞的速度比他预料的要快，“我们以为要过两三年才会有中国客户，但我们已经开始实施电信方面的一个国内大型项目”。
两大劣势尚需扭转
然而大多数观察人士称，中国在外包服务方面仍然比印度落后五到十年。它有两大劣势。首先，虽然许多中国人能读懂英文，但说和写的水平较差，这在需要经常同海外公司沟通的服务业很成问题。英飞凌公司在西安办事处聘请了两名全职英语老师，经理迈克尔·蒂芬巴赫尔说：“假如我们的员工无法跟其他地方的同事交谈，那可太糟糕了。人们总是把语言水平和技术能力混为一谈。”
此外，中国的工程和计算机毕业生没有几个人真正像资格证书上所说的那么优秀。他们的理论知识往往比欧洲毕业生要牢固，但没有几个人一走出大学校园就能学以致用，比如开发软件。
中国的基础设施也不尽如人意。中国外包服务部门零零散散，大多数公司的规模在千人以下。与此同时，中国的盗版现象比印度要猖獗，对知识产权的担忧将制约外包服务的发展。
这一切表明，目前中国可能会包揽越来越多的低端BPO业务(如数据输入、表格处理和软件测试)，而印度将继续主导高端职能(如研究与设计)。不过，随着更多的外国公司需要在中国获得支持和机遇不断增多，这种局面将逐渐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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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中国比作龙，飞得快但摇摇晃晃；把印度比作大象，走得慢却稳稳当当。这个时下流行的比喻，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