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政府官员、农业专家就此接受本报采访；《中国改革》报道征用土地收益分配农民仅占极少部分

    访谈动机

    多予少取，是中央求解三农问题的方针。然而，两个数据却证明，农村尚存不少“多取少予”的现实：一、每年失地农民数量超过100万；二、征收土地的收益分配，农民仅获5％-10％。

    当下，许多社会保障尚未惠及农村。农民丢掉土地，花掉补偿金，温饱顿成难题。每年多出百万“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公民，影响社会稳定，这也绝非危言耸听。因此，有省市先行改革征地制度，有代表呼吁制定《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法》。

    但是，面对GDP的强大诱惑，政府的征地制度，能一以贯之不偏不倚吗？同样值得思考的是，有了《土地管理法》、《物权法》也已进入立法程序，还有没有必要另立新法？新法怎样才能在“取”的同时，也保证农民的权益不变“少”。

    王松林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厅长

    “只有解决温饱问题、吃饭问题，才能叫做社会主义新农村！

    周洪宇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大教育学院教授

    “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三无公民，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桂晓琦

    《中国改革》农村版原主编

    我们有近10亿农民，如果大家都觉得保护失地农民重要，为什么不专门立一个法律呢？

    现状

    开发商获土地增值大部收益

    “土地成本价和出让价之间的巨额增值收益，大部分被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获取，农村土地纠纷已超过税费争议。”

    新京报：据您了解，目前失地农民的数量大概有多少？

    周洪宇：现在完全失去土地或者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数目比较大，而且每年还以200多万人（3月8日发改委公布数据为100万人编者）的速度增加。这个数据是从官方数字中综合得来的。

    王松林：浙江省1999年至今大约有220万人左右，其中有大约25%已自谋职业。

    新京报：这些失地农民面临的社会保障问题有多严重？

    周洪宇：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面临的问题就会很多。一些失地农民拿到征地补偿金之后，可能因为生活习惯、技术水平限制，很快就把钱花完了，由于制度性障碍和经济承担能力，失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率较低，又不能享受失业、退休、医疗保障，变成“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公民。

    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可以说，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成为目前农民维权活动的焦点。

    桂晓琦：农民只要失去土地就百分之百面临保障问题，因为我国的农民大多没有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农民的土地就具备两个功能，一个是保障功能，一个是生活功能。所以农民失去土地，不管给他多少钱，都意味着他将失去保障。

    新京报：具体地讲，导致现阶段失地农民缺乏生活保障的原因有哪些？

    周洪宇：首先，征地程序没有合法化。一些地方往往只强调农民必须服从国家利益，而忽视农民对征地的知情权和依法获得补偿安置的权利。

    其次，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农民失地后，安置补偿金很少能切实发到手里。第三，补偿费用偏低。最后就是失地农民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式不满。《中国改革》杂志农村版2004年引用一项调查表明，被征土地的收益分配大致是：地方政府占20%～30%，企业占40%～50%，村级组织占25%～30%，而农民仅占极少部分。土地成本价和出让价之间的巨额增值收益，大部分被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获取。

    王松林：征地不能完全搞市场经济，不能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当作商品，不能把农民的地拿了就算，说得难听点（这样做）就是强盗。我坚持一个观点，没有解决好农民的生活后顾之忧，政府就不能征地。当然，农民也不能提过分要求，我做了十几年国土厅厅长，我知道有的农民漫天要价，用土话说就是“敲竹杠”。

    立法

    好办法要用法律固定

    “地方政府光靠良知做事，不行。失地农民没有专门法律保障，很难。”

    新京报：浙江省在失地农民保障方面已经有所行动，具体包括哪些？

    王松林：浙江省的征地制度改革，包括保证农民知情权，告知征地原因、地点、面积等。二是提高补偿标准，根据土地的条件来分级，确定区片综合价，现在的补偿标准比原来提高了好几倍，而且每三、五年还要进行调整，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土地也要增值。三是建立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政府、村里、个人按需分30%、40%、30%的比例出资，这样农民到了60岁一般多的能拿400元，少的也有200元，吃饭基本不存在问题。对年纪轻的农民还要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创造就业条件。另外，还实行留地政策，要求将征地的10%留给农民，让他发展二三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