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北京蓝皮书》在北京社科院发布。其中一篇《火车站票贩子群体调查》（下称《调查》）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关注。

    票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从哪里来？怎样“工作”？为什么他们屡被打击却依然猖獗？

    从去年“五一”期间开始，北京社科院三名助理研究员历时半年，为320名票贩子建立了档案，获取了该群体的第一手资料。

    两车站有票贩子上万人

    调查者之一张西说，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北京站的票贩子最早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末。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是票贩们财富积累最多的时候，后来因为西站的扩建、火车提速车次增加、票贩队伍壮大和铁路改革等原因，现在，票贩们普遍觉得“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

    调查者估算，目前在北京站和北京西站两大火车站约有票贩上万人。在他们中，30-40岁年龄组人数比例最高，约占40％，其次是20-30岁年龄组，约占36％，再其次是40-50岁年龄组。10-20岁年龄组和50岁以上年龄组所占比例很小。根据调查者掌握的资料，票贩子当中最大的77岁，最小的仅有14岁。

    四类人构成票贩子群体

    在此次被调查的320人中，涉及的地域是22个省市。票贩们的原籍所在地虽然分散，但总体上有规律可循：东北三省约占总倒票人员的1/3，河南排序第二，河北排位第三，安徽排位第四，排序第五的是内蒙古。

    《调查》将票贩子按身份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在原籍失地的农民；第二类是下岗或失业的职工；第三类是有前科的逃犯、吸毒者或刑满释放的社会黑户；第四类是其他闲杂人员。《调查》认为，这些人汇集到北京两大火车站，事实上已经成为北京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种潜在风险。

    “无根孩子”问题凸显

    在调查者留有档案的320名票贩子中，男性占79．7%，女性占20．3%。但调查者认为，女性远不止这个数字。在北京站、北京西站，参与倒票的女性比例与男性大体持平，甚至比男性比例略高一些。《调查》认为，“女性票贩子基本不在警察抓捕之列，因为她们永远处于或怀孕或哺乳或带孩子的状态，而按国务院颁布的处罚条例，警察并不能抓捕她们。因此，我们在调查中接触到的女票贩们很多，但铁路警方所掌握的女票贩子档案资料却比较少。”

    《调查》认为，这种情况的恶果已经凸显，一批超生孩子、黑户孩子、私生孩子落地了，在“无根”环境中成长的“无根孩子”问题正凸显出来。“所有挣到钱的票贩子，都在花钱为子女买北京的城镇户口。因此，政府在拟定城市规划时，有必要把他们纳入到整个城市管理中去统筹考虑，以协调整个社会的发展。”

    票贩子内部贫富分化剧烈

    根据大量的访谈案例，调查者认为，票贩子群体自身就是一个“小社会”，他们之间以经济实力为根本依据，自成经济分层，这个“小社会”里贫富分化差距逐渐拉大。

    一个“高级”票贩子的月收入与一个“低级”票贩子相比，低的时候是三到五倍，高的时候是五到十倍。一些“高级”的票贩子，在旺季时（如春运、暑运、五一、十一黄金周）每天收入在1000-3000元之间，淡季时每天收入也在100-1000元之间，而一些“低级”票贩子，旺季时每天收入在200-600元之间；淡季时每天收入在30-100元之间。

    被处理多次已成常态

    调查者发现，许多票贩子都受到过铁路警方打击处理，因倒票被处理十次甚至几十次已成常态。但处理完毕后，他们依然故我。《调查》中说：“票贩子没有亲朋好友的监督，没有单位的约束，压迫他的只有生存负担，违法之后的心理负担并不沉重。当经历了第一次被抓之后，第二次以及第N次羞愧感已渐渐淡化。”

    在半年的调查中，调查者还走访了十几名铁路职工、铁路警察。“部分铁路基层警察认为，国家对特殊地区的特殊人群应该制定特殊的法律法规。比如北京的特殊地区是天安门、火车站、飞机场等场所。在这些特殊地区出现的特殊治安问题应加大处罚力度，才能有效遏制犯罪势头。否则，警察与票贩子之间容易形成抓了放、放了抓的徒劳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