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火车票为啥这么难？

    宾馆订票业务 提供倒票来源

    很多人以为，票贩子就是那些游荡在火车站，警惕地观察着四周，低声叫卖火车票的人，而笔者调查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11月29日，在沈阳站附近的一家大型旅店，笔者表示要住店，同时订一张沈阳至北京的K54次列车的卧铺票。大厅经理满口答应，但表示要在原来183元票价的基础上加收60元的“订票费”。

    在宾馆从事订票业务的业务员陈洪向笔者介绍说，因公出差的旅客从宾馆、旅店订票不但方便而且油水很大，店家自制的“订票费发票”，旅客想要多大面额的都行，不用交税，且单位都可以用它冲账。有些旅客不肯接受这种发票，店家就通过变更住宿天数和房间的价位，将“订票费”的金额直接打入住宿费的发票中。这样一来，虽然宾馆要为这笔费用上税，但与他们从倒卖车票中获得的非法所得相比，这点税实在是微不足道。

    据了解，这些旅店、宾馆是通过合法的途径从铁路部门拿到车票的，而且数量比较大，除少部分卖给住宿旅客外，其余的大部分车票都倒手卖给了其他票贩子，由他们继续加价倒卖。

    在一位“线人”的引见下，笔者见到了从事“订票”工作的牛青。他承包了一家中型旅店的订票业务。因旅店与铁路签有订票协议，由牛青全权负责车票的“推销”，每年只要向旅店交纳10万元的承包费就可以了。牛青给笔者算了一笔账：倒卖一张车票平均加价费为30元左右，除去本钱外，要想一年挣出10万来，就意味着要卖出三千多张车票，而这家旅店总共只有40间客房，一年下来，实打实的客流只有三千人左右，其中大约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会买车票，即便这些人全在旅店内订票，全年才能卖出两千多张火车票，与三千多张的数目还有差距，想交上10万元承包费还有一定的难度。

    不过，牛青并不为此担心，因为还有下层票贩子为其效劳。实际上，他每天都能卖出百十来张车票。一年下来，卖出五千多张车票，他的“利润”就有二十余万元。下层票贩子从他手中拿到票后，再次加价卖出。

    据长年从事打击倒票活动的沈阳车站派出所副所长徐硕介绍，多年前，下层票贩子几乎是清一色的盲流人员，如今，则称得上五花八门。比如，那些经常在火车站周围打着介绍住宿或接站牌子的、扛包揽客的、开公用电话亭和寄存处的、开饭馆的和开出租车的，也不乏“兼职”做票贩子的。票贩子的队伍还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膨胀和收缩，其中不乏违法犯罪的在逃人员。

    倒票程序严密 控制大量票源

    票贩子们看似散兵游勇，实际上有一整套严密的程序。沈阳车站派出所所长付鸿声介绍说，目前贩票队伍基本形成了套票、倒手、揽活、掩护、出票一条龙。票贩子内部已经形成金字塔形的网络。塔尖的是“一道贩子”，控制若干二道贩子，每名二道贩子又控制若干三道贩子，直至处于塔底的“票皮子”。

    11月30日，笔者从一个刚刚被沈阳北站派出所民警抓获的票贩子那里，了解到他们的倒票流程：

    “我们和订票户每天都要对未来多天的客流走势进行调查，然后作出预测、分析、判断，互通信息，统一加价标准。旅客大多不清楚某一趟车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售票，我们却门清。售票一开始，订票户已从铁路拿走了相当一部分的车票。而此时，在售票窗口前的买票人群中，又会夹杂着相当数量我们的人。所以几天后，旅客到售票窗口想买所需的车票时，基本上一张也买不到了。当旅客从窗口空手而归时，就不得不求助于我们，这趟车的票源实际已经控制在我们手中了。”

    “我们搞到车票也得靠‘市场调剂’。倒票者之间形成的网络起了很大的作用，订票户和票贩子、票贩子和票贩子之间在招揽生意的同时，互相串换车票。有时，一张车票甚至要经过三四手之后，才到达旅客手中。”

    票贩狠毒狡猾 笔者亲历惊魂

    沈阳车站公安派出所副所长朱宝利告诉笔者，现在的票贩子不仅非常狡猾，而且很凶。他们形成帮派，并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如果民警在抓捕票贩子时，警力薄弱，就会出现一群票贩子上来围攻，直到把他们的同伙“救出”为止。沈阳东站派出所的一名民警就是在抓捕票贩子时，因误入被他们设好的“伏击圈”内，被殴打致伤。

    一次亲身经历，让笔者领教了一下票贩子的“能耐”。

    这天，笔者刚到沈阳北站广场，一个脸上捂着大口罩、头戴遮阳帽的中年妇女就迎上前来。“想去哪，我什么票都有，都是你在窗口买不到的。”得知笔者要买当晚去北京的K54次车票，她一边打手势让笔者转身向车站相反的方向走，一边小心翼翼地说：“这儿不是地方，便衣太多。”跟着她走出二百多米后，她直奔远处的一名男子，男子打量了笔者半天，然后拿出手机打电话。几分钟后，中年妇女让笔者到对面的旅店门口等着，说有人会来接头。

    五六分钟后，一名穿夹克衫的男青年来了。他让笔者拿出身份证仔细查验后，又要了笔者的手机号说：“票不在我身上，一会儿有人打电话和你联系。”

    二十多分钟后，笔者的手机铃声响起：“往左边走300米，进快餐店等着。”按其指挥来到快餐店后，一个膀大腰圆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小声对笔者说：“别说话，跟我走！”他将笔者带到离车站有1000米远的一家饭店，然后又带到另一家超市，兜了一大圈儿，却始终不给票。突然，他恶狠狠地对笔者说：“想‘钓鱼’(票贩子的行话，意思是抓倒票者)的话，我整死你。”又一番审查之后，票贩子才确认笔者是购票者。就在票贩子与笔者刚刚完成交易后，两名便衣铁警突然出现，人赃俱获。

    打击倒票行为 仅靠铁路不行

    “真正让公安机关难以侦查的是那些违法订票户。”沈阳北站派出所政委宋铁钢介绍说，由于中间环节多，为保证利润，票贩们便疯狂抬价。而倒票利润的平均化，也分散了票贩的法律风险。虽然最近3年，仅沈阳铁路公安处就查获5家倒票的单位，但宏观地看，单凭铁路警方的力量，想挖出倒票的幕后老板仍十分艰难。铁路部门和铁路公安机关曾经联合起来，与订票户们签定守法协议，但从目前的效果看，还无法遏止一些订票户的违法暗箱操作。

    为了遏制倒票现象，铁路部门想了不少办法。比如，对售票员实行“当班不准带手机、不准带私款”等有针对性的制度，对内外勾结参与倒票者一律处以下岗，并连带追究领导责任。但是，对排队购票的票贩子、直接或间接参与票贩子倒票的订票单位以及盖着有关部门公章的假订票申请书等售票环节上的漏洞，铁路售票部门颇多无奈。

    沈阳车站公安派出所值班所长李君告诉笔者：“公安部已经下令，取消对民警下达的各项指标，但还是对打击票贩子作出了硬性的规定，并细化到每个民警的工作任务中，与民警的考核评比直接挂钩。由此可见，公安部对打击票贩子的工作很重视。”

    李所长介绍说，有种方法比较奏效，那是2002年4月25日零时，沈阳站开始发售“五一”黄金周期间丹东至青岛的1414次列车票。很快，车票就被抢购一空。转眼间，加价费就涨到80元。就在票贩子们准备出手时，铁路民警在各个票贩子可能出现的地方实行“盯人防守战术”，票贩子手里的票一张也不敢往外卖。眼看快到中午了，突然，车站的售票窗口再次向外出售该趟车的车票。原来，铁路部门经过周密计划和协调，将预留给有关单位的一部分车票公开在窗口对外发售。这一出人意料的举措造成了票贩子的恐慌，离开车还有几小时，票贩子们开始绝望地“跳水出货”，以低于正常票价的金额出售，企图挽回损失。但已经从窗口买到票的旅客却不肯买账。结果那一天成了票贩子的“滑铁卢”。

    他说，这种方法虽然奏效，但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容易造成售票计划的被动，且合法性也容易受到人们的质疑，所以只实行了这么一次。

    编辑手记

    梳理倒票和反倒票现状可以发现，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铁路部门和铁路警方都已经在管理和打击上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体制上的原因，铁路和地方民警各管一块，政出多头，在打击票贩子的专项整治行动上，往往是顾此失彼，未能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使得一些不法订票户和票贩子能够左躲右闪，逃避法律的惩处。

    要想彻底根治“倒票”痼疾，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如果铁路部门、铁路警方、当地公安机关、工商、税务、城市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能够密切配合起来，协同作战，相信经过一定时间的努力，票贩子的生存空间会被打压得越来越小，直至销声匿迹。　（崔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