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不久前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中国青年报》专题调查“你相信哪位主流经济学家”，结果显示仅两人信任率超10%，其中：郎咸平（31.0%），吴敬琏（19.8%）。  郎咸平其人

    在2004年的夏秋之交，在中小股民的内心，在中国经济学界，在传媒的风云榜上，人们又一次见证了信息时代的一个传奇。仿佛一夜之间，郎咸平，这个普通的名字通过平面媒体继而由网络媒体的放大炒作，为经济学圈内外无数人所知晓。这位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授的“海龟派”经济学家，在大陆众多经济学人尚未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像超级明星一样，在“追星一族”的心目中闪电般地完成了大牌明星的形象塑造。如今，只要他出现在公众场所，就有很多人围住他，学生、记者不停地追问，大企业家对他其敬畏有加。郎咸平兴奋地奔走于讲座与媒体之间。他自已也承认：“我是一个喜欢生活在闪光灯下的学者。”

    2004年6月17日，郎咸平打响了著名的“三大战役”：大炮狂轰TCL、格林柯尔等巨头。郎咸平质疑TCL产权改革方案。2004年08月11日，郎咸平质疑顾雏军，“七板斧”伎俩席卷国家财富。郎咸平将顾雏军的巧取豪夺归纳为“七大板斧”——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鸡生蛋。从6月17日郎咸平质疑几家知名企业的产权改革到现在，历时3个多月，围绕国企产权改革的大争论似乎没有完全结束，郎咸平自己在不同的场合却说，“这是一个无言的结局”、“我未休战，我将战斗到底”。

    郎咸平为中小投资者大声疾呼，大胆质疑股市中的种种怪现象。此间有媒体称，郎咸平之“骂”名之于大陆财经界，可追当年李敖先生之于台湾政界！有人说他是敢于直言的斗士，有人说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也有人说他是“疯子”经济学家。“郎监管”、“斗士”、“教父”；“流氓教授”、“三无教授”……褒贬不一。郎咸平则自认是《皇帝的新装》里面那个敢于说真话的孩子。

    2004年9月底，在烟雨朦胧的东湖之滨，记者见到了前来武汉大学举办讲座的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这位红极一时人物，和蔼亲切，快人快语，毫无大牌名人的架子。有着鲜明思想的郎咸平对记者的问题几乎是有问必答。在轻快的音乐中，他畅所欲言，我们不知不觉地完成了一个原本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完成的长篇对话。以下是郎咸平对有关中国证券市场、国有资产流失现状等相关问题发表的个人看法。

    全国最无助的人群就是中国股民

    郎咸平认为：“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的不良现象，完全是因为信心的问题，股民对上市公司有着很大疑义，没有说话的地方。中国的上市公司对股民缺乏一种信托责任。这些企业来上市的目的，说好听一点是募集资金，实际上存在着圈钱嫌疑。现在是否应该定一个法规，确定证券市场的主体是谁。现在是不是搞错了，好像没有人认为上市公司的主体应该是全体股民。如何才能确保股民的利益呢？而股民没有话语权，甚至连司法权都没有，股民没有机会、没有权利控告哪些违法的上市公司。这个最基本的权利都没有，所以，全国最无助的人群就是中国股民了。”

    在这种背景下，最直接的反映就是股市动荡。因为股民对股市失去信心后，他们能够做什么呢，唯一能做的是不再炒股。郎咸平认为，中国股市现在不是缺钱，对于中国政府目前推出的各种利好都不重要，现在缺少的是信心，缺的是上市公司信托责任。信托责任不是口号，不是讲几句要不要良心的话的问题，这一点用都没有。信托责任靠的是严刑峻法。

    郎咸平所说的严刑峻法就是给中小股民一个司法权利，可以对违法的上市公司提起上诉。即辩方举证，集体诉讼。前者已经慢慢地被国内所接受，但集体诉讼却没有被接受。当中小股民没有这种权利时，就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

    郎咸平说：“中国今天的股市与美国1929年以前的情形是一样的。当时的美国股民也没有得到严刑峻法的保护。到了1933年，美国才通过政府的力量拟订了美国证券交易法，明确地提出了辩方举证、集体诉讼的原则，用严刑峻法监管股市，让上市公司不得不有信托责任。当时也是有不少的人说什么水清则无鱼啊、你的监管错了啊等等。中国的股市如果要好起来，必须走这条路，这是治本之策。”

    中国股市即使上行也是十分危险的

    记者对郎咸平说，中国股市近阶段与以往相比，似乎有所改变，股市在一个相对长期的底部开始了剧烈的波动，有迹象表示，一个上升的趋势似乎已经开始。

    郎咸平则认为，中国股市目前即使开始上升趋势，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股市是根据某个人的一句话来上涨的，而不是因为基本面的彻底好转，或者是股民有了充足的信心。政府像这样做，又能做几次呢。不可能两个礼拜讲一次，说多了也没有用了，必须抓住事情的本质，必须通过制度或法制让老百姓重建信心。

    中国的股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郎咸平认为，只有中小股民们真正看好了股市，中国的股市才会真有希望。如果全国的股民都有一个共识，即用严刑峻法管理，大家都这么认为，中国股市将来一定会有希望。

　　中国证监会：监管执行力度不够，权力太小

    记者希望郎咸平对这些年在舆论的风雨中走过的中国证监会的评价，中国证监会最主要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郎咸平看了记者一眼，快人快语，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郎咸平：“坦白地讲，中国证监会此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其执行力度不够。比如内幕交易最高才罚款50万元人民币。你说50万元对于内幕交易者有什么作用呢！”

    郎咸平认为：“证监会甚至连司法权都没有，没有办法与司法机关相配合。中国证监会有很多的法条，但执行起来却软弱无力。在这种背景下，上市公司就会肆无忌惮。像上市公司格林柯尔、TCL的这种态度，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必定会遭到重罚。中国证监会又能把它们怎么样呢。”

    郎咸平：“可以想一想，像我这样有着一定话语权的人物批评上市公司，都遭到如此的对待，何况中小股民呢。有些上市公司，比如格林柯尔，当他被质疑的时候，是什么态度？包括TCL，是什么态度啊？格林柯尔找律师，要告我。你是上市公司啊，你是必须的，你有责任，你必须回答质疑。那么，TCL呢，不吭声，说不认识我。有这样的上市公司吗？这就是我们的上市公司吗？今天还是我郎咸平站出来质疑它们，都是这种态度，如果是毫无话语权的中小股民来质疑呢，那还不知道遭到什么样的下场。当然，这种做法最后的结果，必定是让我们的中小股民对中国的证券市场的信心丧失殆尽。”

    郎咸平：“中国证监会的权力太小了。中国证监会没有像美国证监会那样规定的大的权力。美国证监会可以直接发传票，可以直接传到任何人或物。所以，这不需要通过任何法条作判断，它根据自己的自由听证来判断，来证明其是否违法，美国证监会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辩方举证。比如，我说你有罪，你说你没有罪，你拿证据给我看，再决定到底同不同意，如果不同意，那就上司法机关。有了如此的权力，上市公司就无法为非作歹了。美国证监会可以这样，你中国证监会可以吗？”

    记者：“美国证监会有您所说的严刑峻法，据我所知，英国方面却并没有这些东西，而英国的股市还是不错的。”

    郎咸平：“英国不一样，英国的上市公司有很强的信托责任。这就是我反复强调的上市公司应该有信托责任的问题。”

　　那些侵吞了国有资产的人还得要他吐出来

    记者：“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现在是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那些以前流失了的国有资产，已经进了一些人的腰包，比如管理层收购（MBO）的那种，当然还有其他方式侵吞的，您认为还有可能追回吗？另外，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可以防止国有资产的继续大量流失呢？”

    郎咸平有些激动地说：“当然，如果让我作建议，就应该往回查，这是必然的。那些侵吞了国有资产的人还得要他吐出来。最近，有很多人，不下一百个人向我投诉某著名酒厂，该公司有20多个亿的资产，仅4亿元就卖掉了，就是这4亿元也没有结。这是不是国有资产流失？你说应不应该查？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啊，一定要往回查的。像这类的投诉我这里还有很多，我以后回把他们公布出来的。”

    郎咸平：“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个人认为目前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较为好的方法是，在国有企业内部施行职业经理人制度。”郎咸平认为全球500强的大公司几乎都采用这个制度。让董事会用硬指标来考核职业经理人，如果做得不好，就辞退。郎咸平认为这种方法是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方法，并呼吁，在国际化的进程中，中国国有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应该尽快建立起来。

    但郎咸平同时认为，国有企业、国有股不应该退出市场。国有企业可以按市场价格聘请职业经理人，按照经济规律运作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不分大小，都应该留在市场。郎咸平说：“希望批评我的一些专家学者，在认同国有资产流失的前提下，提出他们自己认为最佳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搞口水之争，应该更多地讨论一些实际问题。”

    “国资委有关领导都公开表示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与我论争的人还有什么好否认的呢？”郎咸平说：“既然承认了流失的问题，那就应该就解决这个问题来讨论，而不是反复纠缠有没有流失的问题。除非你能证明国有资产没有流失，而现在却没有人能够证明这个问题。坦率地讲，就是有流失，这个问题已经不需要我们再去探讨。所以，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好的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当务之急。”

    郎咸平对那些不断纠缠文字游戏，纠缠形而上学的问题，纠缠所谓意识形态问题的人感到非常失望。郎咸平已经提出了用职业经理人制度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方法，而批评他的一方却迟迟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也令郎咸平感到失望。郎咸平说：“这次大讨论总体上是好的，许多人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都予以尊重。尊重批评我的人，尊重他们的学术素养，对那些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的人也不会有太多的介意。只是希望他们能够提出一个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方法来，而不是讨论别的问题。”

　　中国经济学界唯一值得敬重的是邹恒甫

    与郎咸平共进午餐后，记者陪他匆匆赶往武汉大学EMBA中心的一个讲座课堂。在车上，记者与他谈及中国经济学界的有关事情，谈及这次邀请他到武汉大学来讲学的邹恒甫教授，郎咸平对我说：“邹恒甫教授是我在国内最敬重的人，不是之一，而是唯一。可以说邹恒甫在中国经济学界是我唯一敬重、景仰的经济学家，完全可以用唯一这个词。”

    记者问郎咸平为什么，他说：“邹恒甫教授是一个真真做学问的人。你不管他的观点怎么样，这都不重要，你要知道他是一个真真做学问的人，而且是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不像别的人。这在当今中国是非常难得的。”

    郎咸平又说：“邹恒甫教授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研究数理经济的，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很喜欢，学问非常扎实。当然，有一些文章我也不一定看得懂。他现在又投入很大精力在中国办教育，这也是非常不简单的。”

    提到邹恒甫教授，这位非常年轻（年仅42岁）的来自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学圈内乃至国际经济学界，名气却非常的大。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曾对世界银行的人说：“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经济学教育做得最多、贡献最大，没有人可以与邹恒甫相比。”能得到“同行竞争者”如此厚誉，可见邹恒甫绝非等闲之辈。有资料表明，邹恒甫十余年来在中国艰难地推进全新的经济学实验教育，在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相关院系，他几乎把经济学教育的课程和教学观念翻了一个个儿。他领导的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已成为中国向世界一流大学输送经济学优秀人才的最重要的基地。

    邹恒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哈佛大学毕业的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博士、也是第一个进入世界银行研究部的中国经济学家。他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也是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邹恒甫在国外主要杂志上发表了40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由于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所作的突出贡献，他在去年初全球10多万名经济学家和5500名著名经济学家的大排名中名列世界第247位。根据2000年国内文献情报中心的SSCI检索结果，仅仅由于邹恒甫一个人所发表文章，就把武汉大学在这一领域的排名从第十几位上升到了第三位。

    前不久，邹恒甫从美国回来，应著名经济学家田国强教授之邀去上海财经大学举办讲座，他以耳闻目睹大陆经济学界之怪状，以其切身体验和感受，直指某些“海龟”经济学家之痛处，“大骂”从国外回来的海龟“绝大多数”都是“欺骗中国人民”的欺世盗名、沽名钓誉之徒。这些人“到国外就很老实，一回到国内就开始癫狂，就开始装大”。邹恒甫认为经济学家不要从政，不要去企业作报告，要呆在自己的大学里、研究机构里好好地做学问，为青年学生树立一个好榜样。上海财经大学的师生多次报以邹恒甫教授热烈掌声，两个多小时的讲座让挤满教室的近四百多名听众大呼过瘾。据说邹恒甫在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一些讲座无不场场爆满，受到学生热捧。

    极为自负的郎咸平，据说除了对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和数学泰斗丘成桐等极少数大师表示尊敬之外，他自恃海内无对手：“企业家跟经济学家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水平，要好好学习。”在喧嚣的中国经济学界，在目空一切的没有值得郎咸平尊重的中国经济学家群体里，惟有邹恒甫是一个例外。

    郎咸平其人：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长江商学院教授。1986年获得宾夕法尼亚(UniversityofPennsylvania)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School)财务学博士学位，曾经执教于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多家知名的商学院。郎咸平曾担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现任深交所公司治理顾问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项目顾问。（记者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