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主流经济学的困境，笔者曾几次撰文指出，主流经济学家失去大众有着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但是，就逻辑信仰来说，主流经济学家支持民营化进程并不是曲意奉承。当然，这一“论调”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一些所谓杂文作家的狂轰滥炸。而其实，对经济问题发表看法不仅仅需要高涨的热情和敏锐的触角，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也同样如此。

    熟悉经济学范式的人都应该同意，主流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或者试图变成一门实证科学，也就是说，它的意图主要在于搞清楚“世界是怎样运行的”，这与探讨“世界应该如何运行”规范研究形成对比。注意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比如，一个实证的表述是“在许多领域，民营化有利于提高效率”；而“政府应该推动民营化”则是一个规范命题。

    原则上说，我们可以通过检验证据而证实或者证伪实证表述，因为经济学家可以通过分析某一时期民营化和企业效率变动的数据来评价第一个表述。而评价规范表述则涉及价值观，仅仅依靠数据不能判断第二个表述的对错。因而，确定什么是好政策或什么是坏政策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它还涉及到我们对伦理、宗教和政治哲学的看法。

    举例来说，假如张家和李家都从镇上公共的水井中取得等量的水。为了支付维修水井的费用，镇里向其所有居民征税。张家收入为5万元，征税5000元，占收入的10％。李家收入1万元，征税2000元，这是其收入的20％。这种政策公平吗？如果不公正的话，谁支付得太多了，而谁支付得太少了？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见仁见智。由于两家消费的水一样多，你可以认为它们应该被征等量的税，因而，张家支付的税太多了，李家太少了。可是，张家上缴的税虽然在绝对量上大于李家，但是税收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却只有李家的一半，因而，李家税收的负担是张家的两倍，因而，应该对其减税；或者向张家征1万元的税，以使税收占到其收入的20％。

    实证经济学避免谈论此类“模棱两可”的问题。实证经济学家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如果政府不征税，水井这样的公共物品将很可能不会得到很好地提供；而如果张家的高收入是通过长期从事枯燥劳动积累起来的，那么，增加张家的税收将降低其劳动积极性。

    我们需要怎样的经济学家呢？虽然经济学的科学性仅仅在于解释世界，但正如马克思墓碑上的名言所指出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我们也总是期望从经济学（家）那里得到建议和指导。我们应该清楚，当听到经济学家谈论“政府应该怎样”时，他们已经跨过界限从科学家变成了政策顾问。而当他们这样做时，争论通常不可避免的。因为，几乎任何一项政策总有受益者和受损者，站在不同的立场或者对两者所给的权重不同，就会对政策有不同的评价，而当经济学家的价值观与公众发生偏离时，经济学家就被推上风口浪尖，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

    无论如何，重要的是，经济学家所做出的规范命题应该有可靠的实证研究作为支撑，正因如此，经济分析才具备了分析社会问题的独特视角。

    对于经济学家所应该具备的条件，凯恩斯在为其老师马歇尔所写的传记中有过精彩的描述。他指出，与更高深的哲学或其他纯科学相比，经济学看似一门很简单的学科，似乎并不需要任何极高的天赋；但是好的或者胜任的经济学家也是稀有动物。对这个悖论的解释也许在于“好的经济学家应该具有各种素质的罕见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他应该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了解符号并用文字表达出来。……他必须考虑人性或人的制度的每一部分。他必须同时保持果断而客观的情绪，像艺术家一样冷漠而不流俗，但有时又要像政治家一样脚踏实地。”

    因而，总的说来，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既要客观又要主观；既要冷峻，又要满怀人文关怀。（傅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