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日前推出一套“复旦大学青年经济学者文库”。出版这套文库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社长陈昕据此预言，又将有一批比较好的经济学家涌现。

    陈昕是完全有资格说这样的话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策划编辑的“青年学者丛书”和“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发现和培养了许多当代主要经济学家。

    时势造英雄，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转轨，为新一代经济学家群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条件在全世界仅此一家。

    世界经济实验室

    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过程，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说：“我国的经济体制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我们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制度变迁，过渡时期经济问题层出不穷，中国经济从封闭状态不断走向开放状态，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社会科学家很少遇到的‘实验’机会每天在我们周围发生。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很少有实验机会，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模拟研究，而中国当前的转轨经济正好是一个实验机会。”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系主任费方域教授的看法非常相似：“现在的中国是研究经济学最好的时候，一是中国发生的经济活动，既有经济发展，又有制度转型；既有长期增长的奇迹，又有如何将增长持续下去的挑战；既有发达国家曾经历过的阶段，也有中国独有的问题，如复杂的国有经济转制，股权分置，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城市化等等。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20多年中，中国走过了发达国家很多年走过的路，而且探索了有自己特色的新路，积累了新的经验。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探索，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这样的经济环境，为中国经济学发展奠定了最好的客观基础。而前无古人的发展探索过程中，新问题新现象每天都在产生，政府、企业急需经济学家来概括、总结和解释。

    费方域说，另一方面，由于学界实行了开放政策，通过走出去、请进来，中国经济学家不但熟悉中国国情，而且开始了解和熟悉全世界关于经济研究的新方法、新成果。有了研究对象，也有了研究能力，两者相结合，使得中国经济学发展产生了现实可能性。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认为，随着中国将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大国，世界经济学中心也可能随之东移。

    经济学家的“世代”效应

    中国产生新一代经济学家的条件已经成熟。在“复旦大学青年经济学者文库”中，虽然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已经显示了年轻的经济学博士们广泛的视野、扎实的理论功底、深刻的思考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举凡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经济问题，宏观经济增长问题，产业经济问题，粮食安全问题和水资源配置问题，都在他们的研究范围内。正如袁志刚所说，青年学者面对中国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经济问题，上下求索，各方求证，虽然还留有稚嫩的痕迹，但不失为一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科研成果。

    算起来，这已经是新中国第四代了。经济学家是一批一批，应时而生的，因为他们需要有一个讨论的氛围。陈昕说，上世纪50年代，在学习苏联经济模式，以及《政治经济学》第三版介绍到中国来以后，中国产生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代表人物如蒋学模、张薰华、洪文达等。80年代，陈昕主编了“青年学者丛书”和“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为一批青年经济学家的出头，提供了舞台，当今中国一流的经济学家，如樊纲、林毅夫、张维迎、史正富、潘正明、罗守初等，大多在这两套丛书里出现，当时樊纲还只是助理研究员。其中复旦大学作为一个经济学重镇也是很明显的，在那一批中出了七八位国内一流的经济学家。陈昕说，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改革开放伊始，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不够用了，需要有新的方法，需要用现代经济学，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到90年代初，改革开放在推进，资本市场、国企改革、劳动力就业、城市化等问题显现，袁志刚、张军等一批青年经济学家又“冒”了出来。加上近一两年来出现的这批新人，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基本上是10年一个跨度。这样的频率，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之迅速，学术研究之活跃。

    据了解，“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已出版100多种，其中9种先后获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励——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最重要的是时代造就英雄”，陈昕当年以一个出版人的敏锐目光，看到了经济改革的需要，也看到了青年经济学家出书难的困境，今天他仍呼吁，要为青年学者提供舞台。因为很多新的方法、新的突破，都是由青年学者开始的。“青年学者丛书”和“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中，不少书一出来就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如陈琦伟的《国际竞争论》，又如张志超的《汇率论》，现在碰到的很多现实问题，在十多年前的书中已经提到了，张志超也因此获得了一个“人民币先生”的雅号。符钢战、史正富、金重仁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是严格意义上国内第一部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和作用机制的专著。该书获得第一届中国图书奖，评奖时还有个小插曲，因为当时买书不容易，辽宁大学副校长作为评委拿到样书以后，马上全本复印。

    “青年学者如果有更多实践和经验，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方法将会引起学术上的重大突破。上世纪80年代的那一批经济学家，成功也正因此。今天看是比较粗浅的，但在当时，他们是首先开始接触并尝试应用现代经济学，开了先河的。”陈昕指出，从“复旦大学青年经济学者文库”看，第四代青年学者对现代经济学的理解和对方法的运用，已经在比较高的程度上超过了第二代。他们所欠缺的是对现实的体验和把握，第二代经济学家大多在治学之前亲身经历过大跃进、上山下乡等实际情况，1977年恢复高考后重回书斋，他们的现实感觉很好，第四代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对现实的感悟还不深刻。所以，陈昕建议，应鼓励青年学者多研究现实问题，那样的话他们中间会产生一些比较好的经济学家。

    培养途径的土洋之辩

    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对现实的感悟和把握，这是经济学者成“家”的两大必需因素。也正因为对两大因素的侧重点不同，在培养途径上产生了土洋之别。

    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北派更注重理论的“洋”。北大从前两年开始，原则上不再留本校博士毕业生当老师，大部分院系都在削减留校生的数量，即使特别突出的留校教师，也需要毕业后到国外至少工作或学习2年以上再回校任教。北大的目的是解决学科“近亲繁殖”问题，该校人事部部长周岳明教授表示，面对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北大建设教师队伍的出发点是提升整体国际竞争力，拓宽国际视野，为此，一方面对现有教师进行国际双向式的滚动交流和培训，一方面积极吸纳国际、国内一流大学学术骨干。目前，北大教师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三三制”结构，即国际、国内引进教师、本校自培教师各占1/3。

    复旦大学则比较偏向立足本“土”。袁志刚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学的未来一定是从这样一批人中产生：他们亲身经历中国经济转轨，并与国际接轨。因为对中国转轨经济的感悟，是外来的经济学家没有的。只有长期在中国本土培养出来的学者，才感悟特别深、有切肤之痛。他们与海归博士比较，主要在手段、模型方面有差距，但西方的模型，主要针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设计，与中国目前情况差异很大，并不能照搬。而且，现在的青年学者，他们的数学和语言基础比上一代已经强了很多，消除差距是能够做到的。

    袁志刚还提到了现实的难题。国外顶级经济学教授的薪金很高，如哈佛大学的大爆炸理论萨克斯教授，被哥伦比亚大学挖去，年薪30万美元。另据记者了解，北大光华学院引进海归博士的开价是“456”（年薪4万-6万美元），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则为“567”。由此可见，洋学者的成本是相当高的。

    如何土洋相济，提高整体水平，袁志刚给了三方面的答案。

    其一，引进是需要的，尤其是海归博士。从经济学研究的手段方法方面看，中国与海外的差距还是比较大，尤其是计量分析。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基本上在美英产生。所以吸引海归博士是必要的，方法是增加资源投入，通过服务社会，以高端培训为突破，聘请高端的教授。目前财力还比较困难，复旦经济学院准备推出一个新的做法，请世界顶级经济学教授前来授课，每学期4位，各授课一星期左右，连续3年。模仿当年福特班的模式，给每位教授配备一位助教，由30多岁的青年学者担任，这样可以带出一批自己的年轻教授。当年张军就是从福特班当助教成长起来的。目前已经联系了两位诺奖得主———德国的塞尔滕和挪威的基德兰德。

    其二，用事业来吸引人。靠钱买不来人心，在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复旦校园，一帮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潜心学术，热烈讨论，这样的氛围，比高薪更能留住真正的学者。

    其三，非常重视本校毕业的人才。袁志刚说，首先在收入上，没有办法与国际接轨，因此在师资队伍建设中必须重视自己培养的人才；其次国外来的洋博士情况非常复杂，有些是被国外名校筛选下来的，对中国情况又不了解，还不如本土人才，本身就是高材生，素质和潜力都特别好。所以在做海外引进的同时，绝对不放弃自己的学生，应给这些青年学者以充分的成长条件。一方面课程不断进行国际化改革，一方面把自己的人才送出去开阔眼界，比如青年才俊“四大才子”每年都有出国交流的机会。

    由于经济学成为显学，更多的大学开始重视经济学。与渊源深厚的北大、复旦相比，引进人才必然成为这些大学的主旋律。例如上海交通大学，与整个交大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战略相匹配，“加强管理科学，发展经济科学”被确定为重要战略。费方域教授有经济学界外交家之称，他经常肩负物色引进海外人才的使命，利用自己的交际网络，奔走于美欧。交大近年来请了很多国外名牌大学的讲座教授，迅速把博士生的教育水准提高，缩小与国外专业方面差距。还积极推动中外合作，如与实验经济学掌门人史密斯合作，共同成立了上海交通大学佛农·史密斯实验经济学研究中心，史密斯还带队来培训交大青年教师，并建立了亚洲最大之一的实验经济学实验室。哈佛大学的合同和产权理论的权威奥里佛·哈特，也被请到交大，推进合同理论和组织经济学两门学科的建设。

    不管侧重“洋”还是“土”，实际上，请进来、走出去是共同的选择。“要有好的发展战略，远大的目标，好的眼光，好的机制”，费方域总结经济学家批量培养的秘籍。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对经济学研究的双重使命，催熟了新一代经济学家。（记者 马海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