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在一个大而趋强的历史过程中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如何定义“大国”？一般认为，大国是指霸权国(惟一超级大国)之外的几个主要国家。目前,中国还不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在外界看来，是一个正在走向超级大国的国家。不同国家对中国的心态不同。霸权国担心中国过快地和自己平起平坐；其他大国不愿意中国超越自己；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希望中国快速崛起，给发展中国家赢得一点权力空间。针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威胁论”，主要出现在认为“中国崛起”将挑战自己国际地位的国家里。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布热津斯基曾在1995年出版的《大棋局》中预测，2015年的世界是“三强”的世界：大中华、美国和欧洲合众国。中国的走向、定位、性质是决定21世纪人类命运的重大趋势之一。

    过去26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而且政治和社会也经历了最复杂的变化。在我看来，中国最重要的变化、可能也是最大的财富，就是创造了新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有了一个相对多元化的社会结构。

    在看待中国宏观力量方面，中外存在很大差距。中国人普遍认为自己还穷，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但外界看中国，则是一个已经确立的超强大国。美国中央情报局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出，2004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8万亿美元，是美国的2/3，日本的两倍。这里就存在一个心理差距：我们非常真诚地认为我们很弱，而外界同样真诚地认为我们已经很强大了。我们强调我们要发展，而外界则强调我们的责任。

    沈丁立（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是不是世界大国？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说法是：中国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地区性大国。如果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国民经济在本世纪初的20年里翻两番”的目标能够实现，那意味中国的GDP到2021年，将达到6.6万亿美元。中国在人口、国土、经济、军事、战略安全等方面，都会成为一个超强的国家。

    这当然只是推算，如果我们到2021年没有成为一个超强的国家，我认为主要的障碍并不是在物质建设上，而是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13亿人口的基本的文化素质如何？第二，我们的制度创新能力如何？即软力量从哪里获得。第三，我们的科技原创力如何？这些同时构成了中国成为大国的机会和挑战。

    袁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物质建设当然重要，但精神建设同样重要。精神世界的建设，说起来是一个世界观问题，首先就是：怎么看自己。

    我想引用历史学家章百家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百年来的屈辱史，给中华民族的心理上带来无形的烙印，几代人十几代人都无法抹去。对中国来说，真正的灾难，还不是过去旧的对外交往体制的崩溃，而是她刚刚踏进新的国际社会，一下子就被抛到了最底层，找不到盟友和足以自卫的手段。强烈的反差使中国人的心理失去了平衡：自豪感和屈辱感；仇外和媚外；向西方学习和抵制西方影响，长久地在中国人心中起伏，因时而异。

    刘江永（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近几年，中国发生了一些史无前例的重大变化：中国的综合国力明显跃升；社会信息化迅速发展；利益进一步趋向多元化。不过，中国现在还是大而不强，仍处在“大而趋强”的历史进程中。从国际社会角度看，中国市场的魅力显著提高，外交活力不断增强，尤其是多边外交越来越活跃。一个国家发展的客观存在决定着国民心理的变化和外部对它的反应。伴随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中国人的自信心在增强，一些人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有所发展。而由于中国尚未实现完全统一，历史遗留的屈辱感和受害意识仍未消弭，因而民众对外来压力和刺激的反弹心态依然强烈。这在涉台问题和日本问题上尤为明显。同时，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有喜有忧，机遇论和威胁论并存。这是中国在“大而趋强”过程必然会遇到的。

    弘扬君子之风，勇于承担国际道义责任

    袁明：中国人在大国的心态方面的实践，一直在发展中。对自身历史和对世界有个清楚的定位之后，就有一个全球化中的文化自觉问题。开放20多年来，我们学了很多外来的东西，而且学得很快。但中国人有着自己的文化基因，我们怎么把握它？我认为即使是研究国际问题，也应该加强更多和中国有关的内容。对中国的国情、历史和独特的文化现象，要有基本把握。比如中国哲学理念中的“和而不同”、“中庸”等。

    要塑造大国心态，树立大国气度，要有中国的视角，这并不是简单地把“中国”放进问题中去。两年前，很多人都在热中讨论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矛盾，似乎美欧矛盾加深，中国就“有机会”了。环球时报曾发表丁刚的一篇文章，指出这只是美欧在“深度融合”中的摩擦、碰撞，欧洲并不必然成为对抗美国的一极。可见，所谓中国角度的建立，要看我们有没有一种精神高度，一种对复杂全局的把握能力。

    金灿荣：中国人的大国梦是在演变的。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我们的理想是摆脱西方的干预；日本侵华后，目标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国后我们曾有过一段理想主义的时期。现在中国的大国梦，则像北大牛军教授在发表于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说的，是以美国为参照，即希望获得和美国一样的国际地位和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

    这几年，中国各行各业存在一个现象，我称为“新本土逻辑的兴起”。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多种矛盾、多种力量平衡的结合体，它是中国内在发展要求所决定的。这个要求不是精英表达出来的，而是现代化标准和中国本土条件的综合。本土逻辑强调的是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以及社会能够达到此需要的条件。它最早针对的是教科书马克思主义，现在针对的则是美国至上主义。这套逻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回到实事求是，回到中国的现实，并按照中国真实的条件，来制定目标。

    阎学通：罗马帝国拓疆扩土的气魄、美国今天的霸权主义态度，是“大国心态”吗？我认为这不是我们应宣扬的。用西方的道德标准和传统文化来塑造中国的大国心态，是做不到的。国民心态作为一种集体精神只可能建立在自己传统文明的基础之上。我们应重新挖掘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中国“君子风度”的大国心态。

    中国的君子是讲道德的，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们过去侧重经济发展，到了今天，则不得不考虑道德重建的问题了。司马错对秦惠王讲：“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要成为强国，只有钱，有枪，没有德，是不行的。对国内外两个社会我们都要强调道德规范，强调诚信和正义。只讲经济发展而不顾及社会正义的国家是无法成为世界领导国的。国内和国际社会是要靠诚信才能维持的。

    我们需要在国际社会上树立中国的诚信形象。一国民众的心态是国内外生活环境决定的，而环境又受国家综合实力发展影响。综合实力的大小受到政治、经济、军事三个实力要素的平衡关系影响。我们长期只强调经济发展，忽视了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发展，最被忽视的是政治实力（国内外动员能力）。本届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开始重视三种实力均衡发展，这对中华民族复兴具有根本性的战略意义。我国提高政治实力的关键是提高国家和社会的诚信度。

    沈丁立：沿着学通的观点说，我认为需要做两点：第一，在走向大国的过程中，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首先对内为国人创造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和物质生活。目前这个目标还没有充分达到：我们的外部环境还难说和平，而我国总体贫穷和收入不平衡的情况仍未根本改变。其次是对外负责，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正义。这些就不但涉及我们有没有这样做的物质能力，也涉及到有没有这样做的意愿。

    第二，要有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我们是后发国家，后发国家的国民普遍容易有一种“暴发户”心态。东南亚发生海啸，我们有几个明星站出来义演、募捐？这说明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还亟待加强。同时，面对一些批评，我们也需要有包容接纳的雅量。

    再过20年，最多三四十年，中国发展为一个经济大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成为道德的大国？能不能有使用物质力量帮助世界改善的意愿？只有既不犯美国那种霸权主义的毛病，又不断改进自己的缺点，中国的复兴才会为世界真正接受。

    刘江永：目前，我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同样，对外我们也要致力于“和谐国际社会”的构建。作为“大而趋强”的国家及国民，要与世界各国和谐相处，不仅需要“求同存异”，而且需要针对不同情况树立新的理念，从哲学层面提高国民的心理素质。例如，“求同尊异”，尊重世界不同的文明；“求同纳异”，善于吸纳别国之长；“求同化异”，遵守我国对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在扩大开放中推进改革。

    发展中的大国要防止哪些心态的出现？

    阎学通：要谈论崛起大国的国民心态问题，日本是一个前车之鉴。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泡沫经济，日本的崛起于90年代初夭折。其深层原因不是经济，而是日本人的泡沫心态。日元升值后，日本人误以为自己是最富有的，可以用钱购买别国了。不合理的大规模海外收购亏损，伤了日本元气。

    我国在开始富有之际，最重要的是别丢了勤俭持家和艰苦奋斗的精神，防止日本的那种泡沫心态。“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格言太深入人心了，现在更需要重提“钱不是万能的”。钱并不能有效提高一国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经济水平的提高不能自然导致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如何提高中国的国际道义地位已成为重大战略问题。

    沈丁立：中国要做受世界尊重的大国，自信、原则和友善这三点是非常重要的。要自信，既要尊重自己，也要尊重别人。最容易出现的心态就是浮躁，应当看清楚，有些事情不是现在要做的。原则跟自信有关联，自己要讲原则，也要别人讲原则。在国际上行事，要正派、讲诚信，原则问题不能退让。友善也包括对自己的友善和对世界的友善，包括要勇于承担国际道义。

    金灿荣：我们要防止两种情况，一是防止自满，我们的成就还是在改革开放后，向西方学习后取得的，因此一定要保持谦虚和开放的态度；二是防止情绪化，中国的情况非常复杂，容不得浪漫主义，必须要理性、踏实地往前走，避免口头爱国。

    同时要有两个坚持：一是坚持自己的权利，要有权益意识，这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一样。二是坚持利用好现有国际秩序的条件。现有国际秩序当然有其不平等的地方，但总体来讲，还应承认其合法性，我们不是革命者而是参与者，在参与之后，要坚持利用现有各种条件，来争取自己的权利。

    刘江永：我觉得，要在发展中调适我们的心态，须做到两点：一要防止先入为主的成见。不宜武断地认定某个国家绝对是我们的敌人。二要居安思危，居盛思衰。美国、日本等强国都有很强的危机意识。大国兴衰有规律，兴于忧患，衰于安乐。中国的下一代仍要有这样一重心态：做吃苦的一代，奋斗的一代。切记，不能日子刚好过一点就忘乎所以。

    袁明：中国人要建设大国心态和大国气度，必须要懂自己，懂世界。中国在21世纪的复兴，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于，我们如何用自己的语言和精神，和同样发展了几千年的另外一套语言、精神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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