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宜勇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必须全面深化对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任务和措施的认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以下几个制约条件，澄清概念上的模糊之处。

    首先，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国内的相对水平，不是国际的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有人一提中国中等收入水准，就照抄美国中产阶级的标准；也有人认为应该使用世界银行使用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这些都是时空错乱的结果。事实上，中等收入是一个结构性指标，这是出发点，描述中等收入可以使用对应的绝对指标，但是一定要符合国情。

    其次，基尼系数一日不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一日难提高。中国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人口占61%的情况下实现共同富裕，是难以想像的。从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情况也不乐观：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期，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为0.458。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这样的贫富悬殊比之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国家、东欧国家都大。

    中国必须在缩小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数学分析上两者是严格对等的。到2020年，如果中等收入者比重要达到50%以上，中国的基尼系数至少要降到0.36，农村至少要降到0.44，城镇至少要降到0.31。发达国家中产阶级都是在资本主义中后期的产物，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水平都相当高，农村人口都在8%以下。中国目前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十分明显的国家，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城市培育中等收入群体还有一定困难，农村如何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更是一个大问题。

    最后，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并不是看消费水平，也不是看财产的多少，而是看可持续的收入能力。比如德国的中产阶级其贷款规模可以是其收入2.5倍，许多财产不拥有完全产权，只拥有有限的不完整产权，这样和拥有完全产权的财产就不能简单地画等号。尽管消费信贷是建立在一定信用的基础上的，但是由于消费信贷有放宽的比例，而且国外允许个人破产，所以在消费和财产的分析比较时需要慎重。

    最核心的问题是，虽然中等收入群体结果表现为收入水平，但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决定因素在于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国外中产阶级的形成是基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在企业内部，通过管理的垄断、技术的垄断、技能的垄断和知识的垄断，向传统资本垄断者索取超额的剩余价值的长期过程。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赫克曼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国目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严重削弱了发展中等收入阶层的后续力量。

    发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中国现阶段的重要任务，但从以上的约束条件可见，这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涉及社会各方面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