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总是最好的裁判。2004年中国经济领域最为激烈的争吵，终于在一年后以一种非常的方式得到了结束。随着顾雏军黯然神伤，以及格林柯尔系分崩离析，学者郎咸平和商人顾雏军的是非似乎已有了公断，“郎顾之争”背后的一群“经济学家”和一个“经济学家”的战斗也应偃旗息鼓了。

    但是，“郎顾之争”的主体和议题还都没有完结，“国退民进”的大势和经济学的“入世精神”还都在延续。告别了“2001年股市黑不黑”，“2003年经济热不热”，“2004年的国企卖不卖”，还会有更多的争论。

    我们此时关心不是某件事的是是非非，而是作为国家经济越来越重要的建言献策者，经济学人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避免由于失误对一个国家和民众造成巨大损失。

    当国家发展蒸蒸日上时，经济学研究者的舞台变得越来越大。无论一个经济学者希望借助这个舞台上演怎样一出戏，他都必须对得起观众。一个演员要对得起观众，需要“德艺双馨”；一个学者要对得起民众，需要“心底无私天地宽”。

    在我们看来，一句“心底无私天地宽”至少含有三层概念：研究者或建言者有三种情况最要不得。

    第一种情况最为直接，经济学者建言政策，最不该的就是衔一己之私。不含私利是经济学者的道德底线，打破了道德的底线，舆论就会质问“经济学家有没有良心”？这种情况本来不值得多说，因为是人难免有私心，但如果经济学人中重私心者占了主流，就难免败坏了这个群体的名声。

    第二种情况比较隐蔽，但还是私心作怪，经济学者也不能“不求利益却逐名望”。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研究者“入世心”太重就难免虚妄。

    经济学者不能没有良心，但不能只求良心。学者的第一要务是教书育人、创新理论，对于理论运用切不可过于追求名望，否则难免摆不正心态，当己言己论成不了主流、不能为决策者所用时失去了平常心。毕竟是个书生，研究者的最大责任只限于“摆明事理、提供建议”。

    过于追求名望者还习惯“越界”，希望任何事情都要有主张。经济学也有经济学的界限，经济理论最重要的是讲局限条件。不讲条件套用理论，最终败事有余，还不知就里。

    第三种情况最为隐蔽，因而最为坏事。有经济学者，既不要利益，也不要名望，但是却不明事理。天下之事坏于不明事理者十之八九，背负学者盛名却其名难副，没有明白道理就胡乱发言、盲目跟风。在经济学发展还处初级阶段的国家里，如果不能虚怀若谷，这类学者将占到大多数，表面上“不私”，实际上是“不公”。

    借用一句中国经济学家的话，“经济学家的最大良心在于推动一个让每个人的能力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福利的增加的时候也同时增加了整个社会的福利的制度环境”。如果怀有这样的公心，不明事理也难坏大事。

    我们希望经济学者能够在国家民族复兴史上发挥出最大作用，但学者如不能做到大公无私，就不能成大事。

    论语第一“学而”篇，讲的做学问，实际讲做人。正所谓“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者只有耐得住寂寞，只有“人不知而不愠”，才能成为君子，只有“学而时习之”，才能做到事理不悖，才能达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