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钢铁行业进行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后，我国建国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钢铁产业政策也浮出水面，从产业技术政策、产业规划政策、布局调整政策、企业组织结构政策、行业准入政策和贸易政策等各个方面，对钢铁行业进行了行政法规的限制。

    工业化一直是中国的梦想，而大炼钢铁也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成为工业化之路的象征。建国初期，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的钢铁业就在“赶美超英”的口号下“跨越式”地前进着，大炼钢铁成为中国奋力实现工业化的代名词，但历史也告诉我们，大炼钢铁也是不顾经济规律一哄而上的代名词。

    上世纪80年代，中国钢产量平均年增长率还只有5.82%，90年代为6.99%，而2000~2004年的四年间，平均增长率就高达20.71%，成为世界钢铁生产第一大国。2003年，中国的钢铁产量就突破了2亿吨，成为世界上唯一年产钢超过2亿吨的国家。在为中国所取得的骄人成绩感到自豪的同时，从经济决策部门到产业界已经意识到，中国钢铁业的深层矛盾已经日益凸现。

    首先是产量与需求的矛盾。根据钢铁工业协会的预测，今年国内还将形成5000万吨的能力，到年底预计生产能力要达到4亿多吨。这样大的产能不但超过了当期需求，而且也已经超过了预期的需求。根据中国钢铁协会和众多专家的测算，钢铁消耗的拐点可能是在2015年，而现在高峰期的产能已经超过了2015年的预期需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产能中低水平生产能力占相当的比重，落后的30吨以下的小转炉仍有8000万吨的产能。目前，钢铁产能扩张的势头依然强劲。今年一季度，全国钢产量7778.6万吨，增幅仍高达23.8%，而国外钢厂却因为需求的减少和价格的下降而纷纷减产，世界钢材产量的增长几乎全在中国。钢铁行业如果不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控，任其投资和产能扩张下去，一旦市场发生变化，很多钢铁企业就会陷入经营困境，一些企业要倒闭，一批工人要下岗，银行呆坏账也会大量增加，对国民经济全局，对社会稳定都会带来严重影响。今年4月开始的一轮钢价暴跌，已经使90%的长材生产企业面临亏损的境地。

    其次是膨胀的产量与原材料、资源严重短缺的矛盾，使我们日益脆弱的环境更加难以承受。社会上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钢铁产能大了没什么关系，国内市场容纳不了，还可以出口占领国际市场，从去年9月开始我国成为钢材的净出口国就已经说明了这种趋势。然而，如果大量出口钢材，就相当于输出大量资源，把污染留给自己。

    自2004年以来，我国的铁矿石进口量在以每年50%的速度递增，进口量达到了全世界新增产能的三分之二以上。今年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我国钢铁企业不得不被迫接受71.5%的涨价幅度，也正暴露了我钢铁工业严重依赖外界铁矿石资源的弱点。

    另外，焦炭能源本来是我国的优势项目，但是由于钢铁行业产能增加，使得焦炭能源出现了严重紧缺，而焦炭生产的原料正是不可再生的煤炭资源。由于炼焦煤资源紧张，相当一部分焦化企业纷纷开发建设煤矿。少数企业炒卖探矿和采矿权，扰乱了正常的煤炭开发秩序，造成了炼焦煤资源的极大浪费和对环境的严重破坏。

    与焦炭资源问题同样凸现的还有水资源日益紧张的问题。目前我国钢铁用水的需求是整个国家用水需求的10%以上，北方严重缺水地区的钢产量占全国总量50%以上，因为钢铁发展的不平衡，在这些地区，可持续使用的水资源量不到过去的30%，造成的危害不可估量。

    最后，盲目的低水平扩张也导致了产品结构的不合理。我国是产钢大国，但不是钢铁强国，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产品结构不合理，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不能自给，产品质量不高，代表钢铁工业技术水平和钢材消费层次的板带比低。工业发达国家的板带比一般超过60%，而我国只有33.7%。我国需要的大量高附加值产品还需要进口。而国外已停止使用的二级螺纹钢目前在国内却还大量使用。产品结构的不合理，与各路资源进军钢铁业、尤其是低附加值的建筑钢材生产有很大关系。做鞋子的、做帽子的、甚至炒房产的人都纷纷跑来做钢铁，而投资的往往又是投入少但风险大的长材企业。因此，结构调整、发展高端产品就应该与总量的控制和企业重组结合在一起。

    当然，我国仍处在加快工业化、城镇化阶段，对钢铁产品的需求还会增加，钢铁工业还要发展，这是总的趋势。新政策的出台，不是为了限制钢铁行业，而是为了缓和矛盾减少压力，通过严格的行业准入条件等一系列规范约束，将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置于一个相对有序的环境之中。因此，我们需要以一种更加合理的，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产业政策去引导我们的钢铁工业健康、可持续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