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承受之“灰”

    同样，一个严重贫富分化的国家也是无法长治久安的。

    不久前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调查完成的《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一出炉，即成为海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份报告显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是“世界最高”。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调查报告主创人李实对这个“世界最高”进行了说明： 如果仅算货币收入，不包括实物，中国可能不是最高，津巴布韦比中国还高。而此次调查之所以得出中国“世界最高”的结论，是因为调查中考虑到非货币因素。记者注意到，李实所说的“非货币因素”仅仅是指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单位福利性质的非工资收入，即李强教授所定义的第一层面的隐形收入，而没有提到单位外收入和非法收入。可以肯定的是，后两者主要存在于城市群体中，因此同样可以肯定，中国的城乡实际差别比《调查》所公布的数字还要“耸人听闻”。《调查》还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即反映社会平等的经济系数已经到了０．４５４，但这同样没有把“灰色收入”算进去。如果算“灰色收入”，有的学者估计，可能还要再加１０个百分点，因此，中国现在反映社会收入差距的经济系数至少在０．５０以上。而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位博士生透露，不久前曾有几位专家做过相关调查，这项未公开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可能超过０．６，这绝对又是一个跻身世界十强的数字！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主编王绍光认为，到底收入和财富的差距缩小到怎样的程度才算是公平的，世界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而且，不同的国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社会公正有不同的接受程度。但他同时通过研究发现，人们普遍认为，如果社会上贫富差距过大，富人的收入或者财富来路不正，即不是通过正常的社会竞争获得，那么社会就是不公正的。这种“公正观”成为衡量政府工作是否称职的一把尺子，即，如果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公正的时候，人们就会认为政府工作失职。

    “灰色收入”的合理性但也有专家指出了灰色收入在现阶段的合理性与积极意义。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出，“灰色收入”其实不含任何贬义的色彩，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灰色收入”当初的出现应该说是个好征兆，它预示着经济开始活跃，个人有了更多发挥、运用自己长处的机会。但“灰色收入”同时也带来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导致了国家税款的大量流失。茅于轼同时认为：目前高收入者的纳税比重只占个人所得税总征收额的很小比例，这显然不正常。但不应把全部责任都推到高收入者的身上。他认为问题的症结是出在立法和执法上。薪酬和社会分配问题专家时堪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特别指出，依靠个人知识技能的劳动获得单位外报酬，如教授校外讲学，技术人员业余打工等，本身也是在为社会创造了新的财富，这与医生收取病人“红包”等非劳动所得，应该有严格区别。但法律界人士指出，“灰色收入”本身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个人收入只有合法与不合法之分，而这个合法的界定当以收入的来源为依据。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只要是正常工资之外，而且是在向税务机关报税的时候隐瞒了收入，其行为都应该被认定为偷税行为，都应该被认定为偷税。而且，与这些收入一起被隐形的，是中国正在被高度关注的贫富问题。（记者 鲍迪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