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吴敬琏的专场新闻发布会都成了大会的一景。今年也不例外。
３月７日，北京京丰宾馆一层咖啡厅成为吴敬琏的临时新闻发布大厅。
中国经济到底如何走向？
有记者请吴老评述一下，中国经济现状、趋势、问题以及未来的解决办法。
吴敬琏说，自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下降，内需不旺的现象，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自１９９８年以来，至１９９９年底，当时经济增长率不高，但经济增长率的含金量是比较高的。１９９９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稍有好转，２０００年才有明显重大转机。而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２年，又遇上美国经济衰退。就目前情况来看，需求仍然偏弱，表现为：去年物价总水平仍然在下降，宏观经济并没有脱离通货紧缩的阴影。
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国的宏观经济是如何取得重大转机的呢？吴敬琏把它归结为两个原因：
一是财政货币政策，增加了需求。大家都知道连续几年，中央财政共发行了大约６６００亿元的国债。再加上银行配套的贷款，拉动了经济的增长。
二是提高企业的活力。七、八十年代，美国经济学界称之为：“供给方面的政策”，意思是要发挥企业的活力。在这方面，以往中国则有所忽略。他认为，国有企业的经济状况确实有所改善，但民营企业的情况改善则比国有的改善得更快。如长江三角洲地带、广东、浙江、山东、福建等地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格局已经形成。在浙江，民营经济已经占主体地位，国有企业增加值所占的比例不到１０％。特别是“十五大”以后，中央确定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政策，民营经济获得长足发展，活力得到发挥。
有人认为，有些事情与微观经济无关，但现实证明有关。如去年出口表现非常好，一个重要因素，就是１９９９年允许民营企业进入进出口领域。当然，现在这方面的待遇还不平等，但效果已经非常好了。江苏、浙江、广东出口增长强劲，特别是在美国经济出现低迷的情况下。
去年１季度，经济学家估计经济增长速度会减弱，就是因为只看到了第一个因素的有利一面，而没有看到第二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中国经济在未来发展中保持７．２％增长率应该没有问题
吴敬琏预测，中国经济保持７．２％的增长率应该是没有问题。如果情况更好一些，可能会达到７．２％至８％。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应该为８％至９％。如果有通货膨胀的话，经济增长率则会超过９％。从近期看，保持高增长率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做得更好。
但吴敬琏提醒，我们也不能太盲目乐观，也要看到经济的不利因素。
一是金融不良资产。目前，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没有达到巴塞尔协议的标准。如果银行不良资产的风险积累起来，风险也不可小视。
分析原因，吴敬琏认为，国有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一是银行本身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营机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金融改革严重滞后。当然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发展。如商业银行改组步伐加快，企业现代制度也在加快建立。刘明康说，三年内，四大商业银行要整体上市。这也是一个好的信号。二是股份制银行公司化步伐在加快，股权正在实现多样化。三是金融业对民间资本进行开放。从去年第４季度开始，这部分工作正在进行。但要指出的是，并不是金融改革一加快，就一定能成功。
二是财政体系。去年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３％。那么３％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有人认为，是一个警告信号。但他认为，各国情况也不一样，但也要注意，如果积累起来，也有问题。
“或有债务”不容忽视
吴敬琏说，有人认为，从帐面来看，财政没有风险，但我们不能大意。
另一方面，还有一种叫“或有债务”，但你还要看算得“松”还是“紧”。
吴敬琏说，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指出，“中国或有债务”一是来源于银行不良资产。过去，四大商业银行剥离１．４万亿不良资产，虽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想方设法要把不良资产处理好，但估计只能收回３０％，剩下的１万亿最后由政府来承担。１万亿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０％。另外，银行还有一部分不良资产，最后也要由政府来承担。
二是对国有企业老职工的“隐性负债”。他个人认为，也应看作是“或有债务”。以前政府有承诺，职工老了以后，将被要养起来。当时的“低工资”中包含有预先被扣除的社保基金和住房基金。现在，搞个人帐户制，就是要把这部分钱给补回去。
这一块有多少呢？１９９７年，有人算过，但不一致。最低的是，世界银行算的帐是２万亿，最高是国务院体改办算的帐，为７至９万亿。对这部分“或有债务”的处理，当然办法不一样，有的可以买断。但新问题又出现了，企业如果效益好，可以多给，企业效益不好，就会少给。都是国有企业，都为国有资产的积累做出过贡献，但现在有钱的企业补得很多，资不抵债的企业分文没有，于法于理都不合。
消费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没有钱”
吴敬琏认为，目前消费不旺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民没有钱。如果９亿农民没有钱，那么消费肯定扩张不起来。就消费谈消费，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再一个是城镇居民，贫富差距太大。富人虽然有钱，但仍然只是一少部分人，并且富人存在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现象；而城镇市民低收入阶层，根本就消费不起来。
吴敬琏认为，解决消费不旺的关键是发展民营中小企业。我国农业资源在世界上处于中低水平，就必须要把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而要把他们给转移出来，就必须发展民营中小企业。
去年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最高的浙江省，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浙江全省的发展，先是由浙北的温州、台州等地先发展起来的，然后再带动浙江北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温州、台州原来都是“穷山恶水”，现在不仅成为影响浙江，乃至影响全国的地区。“敢闯、敢冒险”是温州、台州人的特点。
因此，吴敬琏认为，客观不是决定因素，任何地方都可借鉴。
如何控制失业率？
有记者问：如何看待目前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
吴敬琏认为，根源在于中国人口太多，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再加上城市下岗职工，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更加不好处理。并且，农村还大量存在着隐性失业人口。
如何解决？一是政府三条保障线，以保持失业者最低的生活保障。二是创造新的工作岗位。这就靠民间自己创造，政府应该作的是，改善企业环境，搞好市场秩序。
华人是天生的企业家。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商在全球崛起，为其居住地和世界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令世人瞩目，华人也因此得到了“天生企业家”的美誉。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２０世纪后半期长达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大陆经济建设多半出于政府行为，企业界并没有多少生气，上述悖论由此而来。
他认为，中国人拥有共同的历史传统和生存习性，早在２０世纪上半期中国大陆就曾经涌现出一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民族工商业者，正是他们造就了昔日上海的商业繁华，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香港的崛起，使他们成为世界经济的耀眼明珠。
机构设置重的是职能转变，而非名称变更
吴敬琏就记者对商务部等机构设置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过去，国内贸易部、外经贸部管的是贸易和企业，这不符合市场原则。政府要做的是制定市场规则。机构改革应该是向着市场经济的体系方向去改。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成立商务部就是向着市场经济的体系方面在改。
他认为，整个机构改革新设置的机构职能，都必须由市场经济目标来衡量。不能机构变了职能没有变。以前，有人说，几次机构改革出现这样的怪现象：从涨到缩，再从缩到涨。
现在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市场经济的机构名称中不能有“计划”两字。
应该说，机构变化关键是体现“职能定位”。机构的名称中有“计划”两字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日本也有“企划厅”。当时也有人争论，一种观点是，企划厅是配置资源的，另一种观点则是“收集、处理信息的”。在市场经济中，计划的职能应是收集、处理、分析信息，并将其提供给社会、政府官员等等。
因此，机构的设置更重要的是“职能”，而不是“名称”。
因为可能下雨，才提醒人们带伞
对于中国股市，吴敬琏认为，他对中国股市已经评价的够多了，现在，他没有新的意见。
但他说，有人说，２００１年的那场股市风波，是由于他的言论而导致股市的的下跌。他认为，不是这样。事实是，２００１年３月，当时股市指数在２０００点左右，在他讲话后的三个月后，股市曾经达到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３日的２２４２．４２点的高点，然后股市才开始下降。
吴敬琏将之比喻为“有人说，是因为我说，让大家出门带伞，天才会下雨的；但如果我不说让大家带伞，天会不会也要下雨呢？其实，正是因为会下雨，才提醒人们带伞的”。
银行先要改制
对有记者问：银行是不是非要上市。
吴敬琏认为，对现代金融企业来讲，现代公司制度是最合适的企业制度。我们的商业银行离现代公司制度还相当远。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多数上市银行也并没有真正改制，仅仅是为了“上市”而“上市”。
就在众多媒体“围攻”吴敬琏的时候，新闻联络官告诉大家，新闻发布会的时间到了，吴敬琏在新闻官的护驾下，“艰难”地离开了新闻发布会现场。（杨明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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