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1月27日人民网的《一个外地打工者在北京丰台被抓的经历》，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我栖居北京已多年，尽管早就拥有所谓含金量颇高的“北京户口”，尽管可能没有经历不少外地人闯荡京城遭逢到的艰辛和坎坷，但我和大多数漂泊于京城的“外省人”一样，在这座城市似乎依然难觅“诗意地栖居”的感觉。

　　对我个人而言，北京的魅力主要就是她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文化氛围，这显然有利于作为学术人的我的精神需要。不过，任何人都是不可能与世隔绝的世俗化生存的“社会人”，都市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面对”这座熟悉或陌生的城市。作为学术人的我青睐北京首屈一指的学术文化氛围；作为社会人的我则对北京充满“傲慢与偏见”的制度环境颇为“感冒”。

　　或许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作为一国之都的北京，作为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等等若干“中心”的北京，已经拥有太多的溢美之词，不过令人不敢恭维的是这座城市潜伏和涌动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傲慢与偏见”的气质，不客气地讲，这其实是一种以制度歧视为表征的霸气。从学术的视角考察，包裹着“傲慢与偏见”的是一层被称为“制度”的坚硬的“壳”，是被公共政策乃至法律法规呵护的“非常之壳”。我想以学者的眼光解读北京的“傲慢与偏见”，探讨和解构这种“傲慢与偏见”背后的制度诱因及制度背景。究竟是什么妨碍了北京的开放？到底是什么影响了北京的形象？或许我的“一家之言”可以为寻觅问题的答案提供有益的启示。

　　在我看来，相对于深圳等经济政策优惠型的“经济特区”，北京是一座典型的事实上的公共政策优越型的“政策特区”。北京人的优越感相当程度上是得益于各种特殊的优惠政策的发酵剂的长期催化。长城无疑是北京的重要旅游资源和北京人的骄傲（当然也是全体中国人的自豪），不过，封闭排外也是长城式建筑的另一种文化隐喻。建筑学意义上的长城是智慧的象征，但政策和制度上的“虚拟长城”则是一种僵化的制度壁垒。令人喟叹的是，北京城内的“城市壁垒”几乎是囊括就业、升学、迁徙等全方位的，其“恢弘气势”似乎并不逊色于城外的古长城。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以悲天悯人的口气感叹曰：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想在中国的语境中将卢梭的名言雅正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户籍的枷锁之中。户籍已经成为制约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改革乃至废除户籍制度的呼声已经成为媒体的主流话语。

　　户籍壁垒是北京的“制度鸿沟”的重要支柱，也是酝酿这座城市“傲慢与偏见”之非常气质、蒸发某些北京人“傲慢与偏见”之气焰的重要熔炉。奇货可居的北京户口成为北京人享用种种优惠政策乃至特权的通行证。从某种意义上讲，北京长期以来是一座用“北京户口”建构起来的无形的“围城”。尽管1998年7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转了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 的意见，从宏观上讲数十年铁板一块的中国户籍管制政策开始有了相当的松动，不少省市纷纷出台户籍改革的新举措，但北京市依然“我自岿然不动”，相对于其他兄弟省市北京市的户籍改革无疑相当缓慢且相当沉闷。北京，你还想、你还能“沉默”多久？

　　比如就业政策歧视。对外来务工人员就业求职上的政策歧视是北京市制度化的“傲慢与偏见”的“重头戏”。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通过至今依然有效的《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使对外地人就业限制政策合法化。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在1998年国务院正式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不少省市纷纷出台户籍改革的新举措，北京市非但没有在户籍改革上表现出积极的状态反而出现“反其道而行之”的态势，1999年底北京市劳动局公布的《2000年本市允许和限制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职业范围》，将限制外来务工人员谋职的行业从5个增加至8个，受限制的职业（工种）从34个增加至103个，也就是说有108种职业限制使用外来务工人员。这种就业上的“游戏规则”明显带有歧视色彩且显失公平。

　　令人欣慰的是，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在新近编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重点专项规划》中，明确提出未来5年，国家将采取多项措施，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劳动就业登记制度，取消社会从业人员之间的不同“身份”，尽快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积极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事实上，北京每一幢高楼大厦的崛起，每一条环行道路的畅通甚至每一点滴的城市变迁，都流淌着外地民工的汗水。漫步北京街头，我时常会对栖息于城市底层为生存同时也是为城市发展而默默劳作的备受冷落歧视的外来务工人员涌起深深的同情和敬意。

　　据我观察，对于北京市的“傲慢与偏见”，媒体和学界反映、讨论和批评相对比较活跃，遗憾的是，很少有北京市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公开对北京显失公平的制度鸿沟说“不”。我不相信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真得会不知情。坦率地讲，我对北京市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解决长期存在的北京市“制度鸿沟”问题上的沉默、回避和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深感遗憾和失望。北京市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该认真反思一下自己的“监督不作为”，该拿出足够的良知和勇气仗义执言、直言进谏,该为改善北京市的制度环境和城市形象作出自己的应有努力。

　　其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基于有限理性的有限政府也不可能是万能的，政府的决策完全可能存在误区和出现失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职责其实就是要监督政府的决策，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制订及完善出谋划策。或许可以说，北京的“傲慢与偏见”并不都是政府的错，这种制度鸿沟长期存在的缘由与当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相关方面参政议政尤其是督政没有真正到位有相当的关联。

　　当然，在民意及舆论的压力和城际竞争态势的逼迫之下，北京的“傲慢与偏见”姿态也开始日趋尴尬并有所收敛，北京尘封已久的户籍壁垒也开始出现松动的种种迹象，不过这种姿态在相当程度上依然是非常被动和极不情愿的无奈之举。

　　据报道，北京市人事局新规定称今后北京用人单位在新闻媒体刊登招聘广告时，不必再加“应聘人员须具有北京市户口”这句话了。其实，这一权宜之计并无实质性的创新意义，因为有关部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再强调此举并不意味企业可任意使用外地人才，1995年通过的《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依然有效，也就是说此举并不意味北京户籍制度的开放。2001年北京市公开选拔副局级干部取消了以往有关“北京市城镇居民户口”的报名要求，允许外地精英“进京赶考”。2001年8月3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北京市促进私营个体经济发展条例》，规定私营企业可以办进京户口，首次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放开对外地经营人员的户口限制。

　　据有关部门称正在起草的条例实施细则将以私营企业主的纳税额、在京经营时间、吸纳北京市本地务工人员的数量等为标准允许外地经营人员办理进京户口。看来，北京户口的确与众不同，北京户口的对外开放充分遵循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战略方针，附加上了沉甸甸的财富、帮助北京人再就业以及高学历等砝码，也就是说北京依然只是开始对极少数的外地有产阶层或精英阶层客气地说“请”，对绝大多数普通的外地人士依然在傲慢地说“不”。

　　依我之见，以公共政策为轨道的城市管理乃是一门公共管理艺术，政府的决策者和城市的管理者要戒掉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养成的动辄政府管制的“管制之瘾”，尤其要对市场经济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和舆论“用嘴投票”、民众“用脚投票”的民意持一种尊重的“敬畏之心”。

　　我希望北京市能尽快走出狭隘的观念误区和决策误区，多兼容兄弟城市的某些特色，如移民型城市深圳的活力、海派城市上海的开放等等。奥运申办成功不止是给北京的城市开发建设和经济发展带来机遇，同时也给北京的城市管理和城市形象带来挑战。依我之见，制度层面的“变法”应当与城市开发建设同步推进、协调发展，否则这个城市的发展就是失衡和畸形的。北京在城市建设上的日新月异和在制度创新（“变法”）上的徘徊不前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北京亟待“变法”，有关决策部门亟待在转变传统狭隘的观念基础上认真反思，修改和完善带有显失公平甚至歧视性的某些公共政策和法规规章。

　　制度创新是“新北京”的应有之义，北京应当成为魅力型的城市，这种魅力不仅仅是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意义上的，而且应当是以公共政策和法规规章为背景的制度环境意义上的，生态魅力、人文魅力和制度魅力应当是现代文明都市的应有气质。作为有良知和道义感的学者，我呼吁北京市尽快拆除种种制度化的城市壁垒，让奇货可居的北京户口本成为只具收藏价值的收藏品。作为北京市民，我希冀走出“傲慢与偏见”的新北京真正成为一座散发着生态魅力、人文魅力和制度魅力的魅力型都市。

　　在宪法的慈母般的眼中，每一个公民都应当是平等的上帝。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们都是受宪法之母呵护的“宪法之子”，我不单纯是以普通的北京市民或学者的身份而是以“宪法之子”的身份向我们的处境发问，向不公平的制度歧视说“不”。北京，你能承受宪法之子的拷问而不反省吗？你能直面宪法之母的正视而不汗颜吗？（刘武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