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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发表了孟连和王小鲁的文章《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在2001年《ChinaEconomicReview》12月号中,发表了一组研究中国统计数据有关问题的文章,其中Rawski所著《What＇sHappeningtoChina＇sGDPStatistics﹖》随后被国内外媒体广泛引用,产生了一些影响。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以上文章中所使用的方法是正确的吗?文章所得到的结论是可信的吗?
Rawski文章中使用方法的主要问题是武断地假定经济增长率与能源增长率应该大致相等,因此一旦发现能源与GDP增长不同步,就认为经济增长率出了问题。实际上,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因为假定经济增长率与能源增长率应该大致相等,相当于假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能源消耗系数是不变的。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一般来说,能源消耗系数是可能下降的。而且,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说,不同行业的能源消耗系数是不同的,因此不同行业的不平衡发展,也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能源消耗系数的变化。
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能源与GDP增长不同步的现象曾经在很多国家的历史上出现过。例如日本的1978,1980,1981和1985年,能源的增长都至少低于GDP增长4个百分点。韩国在1981年也出现过能源的增长低于GDP增长7个多百分点的情况,而一些其他年份的情况正好相反。如果因为能源增长低于GDP的增长,就认为GDP的数据可能出现上偏误差,那么能源增长高于GDP的增长,就可以怀疑GDP的数据出现了下偏误差吗?德国也在一些年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其中1989年到1992年出现了连续4年能源的增长都至少低于GDP增长4个百分点。累积起来,4年间GDP增长了12个百分点,同时能源下降了7个百分点。英国的情况也是类似。美国也在1980,1981,1983和1990年出现了能源的增长至少低于GDP增长4个百分点的现象。由此可见,Rawski用于论证中国经济增长率存在上偏误差的逻辑基础是经不起推敲的。
Rawski方法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十分轻率地以国内航空客运的增长为根据来确定他的所谓新估计的上限。根据我们的计算,在1983年到2000年间,国内航空客运周转量的增长率,在大多数年份都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但也有一些年份,航空客运周转量的增长率大大低于经济增长率。过去20年,中国航空客运产业正是处于一个新兴产业的发展期,其增长速度一般应该高于经济增长。如果Rawski认为1998年的国内航空客运周转量的增长率可以作为估计的上限,那么2000年国内航空客运周转量的年增长率是20.07%,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估计的上限?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数据来印证GDP的数据。例如到1998年末,中国的广义货币M2比上年增长15.3%。其实在Rawski考察的几年里,货币供应量一直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如果Rawski所说的经济收缩实际发生,如此高的货币增长应该产生一定的物价上升,但在此期间物价水平一直很低,甚至出现过下降。
不难看出Rawski的方法是多么简单化,多么草率,完全是大失科研水准的。Rawski本人也在文章中承认,他的新估计没有经验数据的牢固支持,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发表出来?其他的媒体为什么还要广泛地引用?
孟连和王小鲁主要使用了3类方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第1个方法就是工业生产指数的方法,但与后来的伍晓鹰的研究相比较,孟连,王小鲁的研究缺乏必要的透明性,特别是如何加权是建立指数的关键,没有对加权方法做出详细的说明,其估计结果的可信程度又如何建立﹖孟连,王小鲁所使用的第2个方法原则上同于Rawski方法,在此不再做进一步的讨论。
主要谈第3个方法,这个方法的原理按照作者的叙述是:"在生产函数中使用时间趋势变量可以获得相应时间段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但当生产率的增长率发生重大改变时,应当能够找到相应的原因给以解释,……。如果在拟合的某一时间段发现了生产率的超常增长而不能被上述原因所解释,则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经济增长率统计的误差。"用这样一个方法来发现经济增长率的统计误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原因如下:
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计算决定于两个要素:
所使用的方法。基本可以分成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即孟连,王小鲁的方法)和指数的方法,而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中又由于生产函数的设定不同而有很多的选择。
所使用的数据,包括产出的数据和投入的数据。无论是产出还是投入的数据都可能存在误差,还可能存在同一数据在时间维在范围方面的不一致性,也可能出现产出与投入之间在范围方面的不一致性。在这方面,几乎每一个研究都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数据来源,不同的数据处理方法。因此每一个研究都可能因此产生不同的结果。
可以看出上述两个因素的结合可能产生非常不同的估计结果,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影响都可
能导致不同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化。而不同的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也可能是由任何因素的变化导致,完全不能由此就认定是产出的数据出现问题。试图利用观察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异常来分析产出增长率的误差,在逻辑上也是颠倒的。因为在综合要素生产率研究中通常是分析数据中的问题,从而来判断综合要素生产率估计中可能存在的误差。而现在的做法正好相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任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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