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一代经济学的领军人物，樊纲一向延续经济学家的理性思维，对热点始终保持冷静距离，拒绝民粹主义，同时又把公共教育视为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之一。他认定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底线就是如实地在自己专业领域说真话，不为讨好某些人而说假话。所以，在当下饱受大众争议的经济学界，樊纲却能在公共知识分子与经济学家之间找到自身平衡支点。

    1952年，祖籍上海崇明的樊纲出生在北京。在六十年代，刚小学毕业考试的樊纲就遭遇了文革，插队生涯则使樊纲更为平等地看待世界，也学会了自我教育，郭沫若的《创造十年》和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在此期间给了青年樊纲不少帮助，让他深深懂得了“机会”和“抓住机会”的重要性。

    而高考的恢复就是这样一个机遇。1978年，在农场工作多年的樊纲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77级）“政治经济学”专业，1982年毕业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从此樊纲开始经济学的布道之路。早在1993年，樊纲就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樊纲一直抱以极大研究热忱，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转轨经济学”更是他近年的研究重点。

    樊纲笃信理性，但是也始终保持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他指出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强调“最少的代价，取得最好的效果”，而作为经济学家，如何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则是首要任务；而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底线在于能够在自身专业领域说真话，远离浮躁。

    樊纲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关注不仅在学界得到认可，更常常为政府部门就各种经济政策进行决策咨询，观点也往往被国内外媒体所追逐引用，对公共政策影响力不言而喻。（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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