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落马，讨伐声一片。顾雏军是一个在产业整合中疯狂扩张，以致资金链绷断，进而铤而走险的失足企业家，还是一个一开始就怀有歹意，借国企改革狂敛私财的坏人，抑或是两者的中间，相信总会有个水落石出的时候。几天来网上网下，诸多评论鞭辟入里、言之有据，读后促人深思。

"一张嘴两种声音"的断想:我们需要怎样的经济学家  顾雏军的“落马”与经济学家的“忽悠”

经济学家:经济建言无小事 心底无私天地宽  主流经济学家:傲慢的“效率主义”者  “宽容”顾雏军

多少经济学家失语科龙风暴  挺顾经济学家今安在  经济学大师访谈录：经济学家不需要过于社会化

    不过也有一些评说站在比较高的道德点上，俯视他人：当初我就看出姓顾的如何如何，而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却还为他说话。这其中我看到的最严厉的拷问就是：那些去年在“郎顾之争”中站在郎先生对立面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此时为何集体失语？甚至有媒体把参加去年由科龙组织的一个研讨会的与会学者名单翻了出来，打去电话问，为何失语啊？这不太与人为善。

    还有人说，今天的顾雏军其实就是被这些丧失了独立精神的经济学家宠坏的、捧坏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经济学家自身缺乏独立的人格，缺乏对真的信仰，在金钱的诱惑下甘愿做企业的婢女或企业家的家奴，毫无原则地为企业家唱赞歌，如何能熏出企业家的市场精神——可以看到，企业家顾雏军们的‘中国式恶习’正是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捧出来的。”

    这些话里我揣摩有两层意思，其一，凡是那些为科龙或顾雏军讲过话的学者，都不太干净；其二，我是干净的，我是不会做企业家的家奴的。

    以我个人的观察，这样的批评本身也存在是否全面客观和一个境界问题。首先经济学家群体并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的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的一致，在另外的问题上也许就水火不容；他们知识的丰富并不意味着他们治学就一定严谨；他们公开表现出的正义、独立，也并不意味着实际生活中道德的完美；而做人治学德性深笃的人可能就不屑四处标榜独立公正。况且，所谓“独立”不就是自己思考自己说话吗，如果他真心认为顾雏军就是个企业家，不是骗子，且和顾并无任何利益瓜葛，能说他就是顾雏军的“家奴”？我看可以说其水平太低或认识糊涂，但说“家奴”似有不妥。同理，在“郎顾之争”中站在郎先生一面的也不一定，注意，是不一定，也不一定是独立知识分子、道德楷模吧。而对立面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会和顾雏军同流合污吧。甚至即使是曾经为科龙或顾雏军讲过话，也不能肯定说就是昧着良心的顾的“家奴”。

    这里面批评者至少是存在少许概念化、脸谱化和简单化的倾向，至于在批评别人的时候以证明自己的正确那就是另外一个“道德”问题了。

    在对顾雏军的讨伐中，久未闻其声的钟朋荣先生站出来讲了一些话，他说：“如果一个社会,创业的环境太差,谁还愿意创业。像顾这样的人,办一个企业不够,还要办几十个企业,到处去收购,一天干十多个小时,累死累活,这是一些最想不开的人。据顾讲,他在回国前已经有上亿的资产,如果为了钱,他没有必要这么辛苦。然而,恰恰是在我们这样的社会,对这些最想不开的人并不同情,并不理解。特别是那些仇富心态比较重的人,他们的愿望是这些企业早早垮掉,这些人早早的死掉。死得越惨,他们就越开心。”我估计钟先生肯定也会招来疾风暴雨式的批评。我道德有限，所以圆滑一些，我说，读钟先生的全文，并不完全赞同他对顾雏军走到今天的一些分析。不过我内心确实喜欢像钟先生这样的人，有人说他勇敢，我倒是没觉得，我觉得他挺厚道。为十恶不赦的顾雏军讲话还算厚道？是是非不清。看，我还是躲不掉。

    世事复杂，正直独立的人难免也有私心一闪，污秽卑劣的人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光。近日读刘忆江先生的《袁世凯评传》，写得好。讲到袁氏“小站练兵”，后人以定论的史观谈及此事总离不开“野心”、“投机”这样的评判，但如果冷静客观地进入历史，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期主要的心态还是想有所作为、建功立业。甲午惨败给了袁极大的震动和刺激，总之，他至少在当时，还主要是想干点事。

    以史观今，这样以某种定式或概念把有血有肉的复杂事物简化之的事情，仍实在不少。

    回过头来说说“主流经济学家”这个概念，谁是，谁不是？是官家颁布的，还是学者自封的，媒体评选的抑或是别人强加的。我说还是少一些分门别类为好。

    再说国企改革，郎先生的话不能说没道理，事实上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舆论的警惕；但很多学者和企业家认为其中确有学理与实践上的错误并给予指出，也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全是侵吞国资的罪人或帮凶。当然谁也不排除一些学者已经堕落——但这仍然不能得出我们今天对企业家和更广泛的创业者群体来说，我们已经有的社会、舆论和制度环境是对他们“畸形的宽容”，如果非要这样说，那我得说是，即有“畸形的宽容”(制度漏洞多、监管失察、学者舆论监督不够等等)，还有“畸形的严酷”。问问今天的大小生意人，工商税务卫生公安质检防疫城管等等等等，特别是在基层，是不是创业不易呢。这样一个畸宽又畸严的社会制度环境，造就了不少赌性深深的唐氏、顾氏，对他们，想来让人即愤怒又有些伤感，对褚时健、赵新先等，我们何尝不也是这样的感觉。记得有一次开会，不是几乎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都出来讲了自己创业史上不太光彩的一页吗？于是有人说，失败了的英雄是枭雄，成功了的枭雄成了英雄。我认为，这其实不是唯物史观。

    世间德有大小，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我们理应设身处地的思考，建设性的批评，一分为二的阐述，身体力行的实践——说容易，我做起来也难。世界本是丰富多彩，我们应该告别一个僵硬的脸谱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