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无古人的经济改革注定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有什么经济学或经济学家可以解释一切、指导一切。而在当前由“郎顾之争”引出并激化的公平与效率的论战，其首要的意义并不在于方法的比较与互换，而在于它再一次唤醒了一条根本性的原则，即没有德先生也就无所谓赛先生

    马克·布劳格在其《经济学方法论》中指出，“争论已经表明了明确的进步信号，思想简单的凯恩斯主义和思想简单的货币主义都在逐渐克服（局限性），因此，现在要把宏观经济学家划分为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比以前困难得多了。”

    是的，在未知领域日渐被征服的今天，火爆而如同中世纪宗教辩论般的科学争论几乎已经绝迹。胡适在1919年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语境在大踏步拥抱赛先生的今日中国还会存在吗？不曾想，原本极容易否定的答案却被一名姓郎的教授搞了个不明不白。

    “郎旋风”的横空出世因为其迥然不同的观点立场而勾勒出原本甚是模糊的“主流经济学家”阵营的轮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学看似繁华的表象下，或者，反而由于其显学的地位而日渐削弱了学术赖以进步的自由争论的基础。真理未必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也未必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在这个问题上，康德说得好：“人的尊严在于他的自由，在于尊重他人的自主的和负责任的信仰，尤其在这些信仰与他自己的信仰迥然不同的情况下。”因此，且不论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或是“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学术活动是否需要继续遵循“价值无涉”的原则，最起码，仅仅依据主流与否而评判其各自研究的价值是荒唐的，而至于如影相随的人身攻击则更是彻头彻尾的倒退。

    在中国，深刻的社会转型才刚刚开始，在这个注定艰难而曲折的长期过程中，经济学、经济学家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哲学家波普尔曾指出，“理论不能证明，只能证伪”，因为“作为科学理论的普遍陈述虽不能为大量经验事实所肯定，但却能够被个别经验事实所否定”（或许，这就是张维迎为什么认为“对学术研究来讲，逻辑比数字更重要”的原因），对此，我们深感切肤之痛的是曾对经济学肆意歪曲、凌辱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警惕，发动俄罗斯糟糕的“休克式疗法”的青年改革派们过度拥有过巨大的权威以及傲慢的自信。这些熟视无睹于残酷的现实，

    而能够从瑟瑟发抖在莫斯科魔鬼般的冬天的小贩中看到企业家精神复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以及一度狂热拥戴他们的民众最终得到了什么？一个寡头轻易窃取了改革果实的权贵资本主义。

    周恩来总理以其惊人的睿智曾说过，“现在给法国大革命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前无古人的经济改革注定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有什么经济学或经济学家可以解释一切、指导一切。而在当前由“郎顾之争”引出并激化的公平与效率的论战，其首要的意义并不在于方法的比较与互换，而在于它再一次唤醒了一条根本性的原则，即没有德先生也就无所谓赛先生。人们不应忘记，二十多年前，当董辅礽、吴敬琏等一辈经济学家开创性并历史性地为发生在中国古老大地的深刻变革源源不断提供理论支持及预见的时候，首先需要的是允许他们坦承“过去我们从苏联学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完全相适’的理论，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形而上学的”（董辅礽，1979）的自由的环境。

    历史的发展确实是螺旋型的，但其主旨毕竟是发展。今天，一度被某些“经济学家”所力挺的顾雏军和他的“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看来岌岌可危了，而一度被重炮轰击的郎咸平关于顾在关联交易、对财务数据做手脚、挪用科龙资金用于收购等方面的指责亦在一步步得到验证。关于这场风波的始末，可以留待众人探究、评述的角度和空间实在太多太大，这其中当然包括如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学术良知、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反思与考问，但归其根本，郎咸平有句话说得好，“学术不存在诽谤”，真正的学术的尊严赖批判与被批判而非诽谤与被诽谤而存在。

    诚如文首的引言，争论本身的进步意义在于它能够帮助克服思想简单的局限性，郎咸平不失精准的预判应该推动而不是压制普遍性的对于这一点的认同与尊重。众口一词的炮轰以及众口一词的追捧不会是什么好事。凯恩斯说：“如果经济学家们能够作出努力，使得社会把他们看成是平凡而又胜任其职的人，就像牙医的地位一样，那就再好不过了。”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张维迎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或是郎咸平这样的“另类经济学家”，最好都能够这样认为。

    当然，这可能需要我们———这些确实在受他们影响的芸芸众生先行这样认为。 （葛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