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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卿:“直到现在,我还没发现自己不喜欢吃的东西”

2014年05月15日 13:33:00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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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卿在演讲

   “要像以前一样的话,我们都在休假了,现在有点像每周一次的裸奔,大家在旁边品头论足。”足足抻了“吃货”们两年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以下简称《舌尖2》)终于周播亮相,作为总导演的陈晓卿却更忙了。一到星期五晚上,陈晓卿就得在5个网上平台跟网友互动到深夜,不停地回答问题,再看一遍片子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拍的东西常常缺乏疼痛感”

  为了给弟弟上大学凑学费上山挖灵芝和天麻的藏族小伙,东奔西走为了养育两个孩子的养蜂夫妇,无法撼动机械化带来的职业末路的中国最后一批麦客,因没有办法留住外出打工的父母而黯然落泪的留守儿童……

  用味道编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示人和食物之间的故事,透过美食来看社会,看到中国的急速变化,中国农业社会结束之前的最后的容颜,正是陈晓卿拍《舌尖2》的良苦用心。尽管早在开机前他就已经放话说《舌尖2》会让更多的西方观众知道中国现在是什么样子,不全是田园牧歌式的东西,可看到片中出现的留守儿童、高考、春运、陪读、富士康时,观众的心还是沉重起来。

  从拍《舌尖1》开始,陈晓卿就没打算在“八大菜系”里纠缠,他的目的很明确,“人情比美食更有嚼头”。陈晓卿说,从单纯追求收视率的角度,那就是展现吃,“如果没有美食之外的那些承载,我可以信心满满地说,这个片子特别好看特别好吃特别刺激,但这点《舌尖1》已经做到了,《舌尖2》总得往前再走一步。”

  拍了20多年纪录片,给陈晓卿带来巨大荣耀的却是一部美食商业纪录片。可对他来说,《舌尖》不过是个盆景,远不是他向往的那片森林。

  “《舌尖》是一个 温和的筐 ,有些东西不能说得太直白,我们就把它放进这个 筐 里。”陈晓卿说,“我们拍的东西常常缺乏疼痛感,表现的更多是刷了绿漆、镶了金边的社会,而一批解剖社会、记录时代的独立纪录片,可能更接近我们本质的生活。”

  1992年拍《远在北京的家》时,陈晓卿到北京已经十几年了,可还是个跟别人挤集体宿舍的“外地人”。每次室友的老婆来了,他就得满大街溜达,一路上数灯。看着街边那么多楼都亮着灯,心想怎么就没我一间呢?

  那时候,每次出差回来,陈晓卿还总是车站旅馆拉客人争抢的目标。正是这种对一个城市疏离和亲切交织的复杂情感,让他把镜头对准了一个特殊的“北漂”群体——安徽小保姆。陈晓卿用一年半跟拍了22个第一次到北京做保姆的女孩儿,作品充满情感和关怀,片子出来,他的老师朱羽君教授看哭了。

  1993年底,有了些名气的陈晓卿接手了一部反映希望工程的片子《龙脊》,播出后比《远在北京的家》反响还大,看哭了更多的人。这两部纪录片后来分别获得了1993年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大奖和1995年四川国际电视节特别奖。那几年,荧屏上到处都是对平凡的人、平凡的生活的记录。陈晓卿以为自己会这样拍一辈子,一直关注生活的残酷,普通人的挣扎和隐忍。

  但后来,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录片渐渐淡出主流荧屏,中国电视纪录片成为“文献纪录片大联展”。作为一个“体制内纪录片导演”,陈晓卿的镜头也自然地转向了中国现代史的领潮人物,先是《朱德》,接着是《刘少奇》。

  那段时间,陈晓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恶补”党史和传记,直到今天他还能告诉你哪部高级将领的传记含金量最高,哪段史实和他当年采访过的当事人所讲有出入。拍完《宋庆龄》,陈晓卿的文献片生涯告一段落,借由《见证·影像志》栏目回到普通人中间,又接上了地气。

  可进入21世纪,“接地气”的风格又不受待见了,荧屏上开始没完没了地娱乐,“恭喜你,答对了”,“OK,给点掌声好不好”,不是让你笑得一脸稀烂,就是教你哭得稀里哗啦。“现在的电视生态发展太畸形,电视台有个致命的东西——收视率。其实好片子太多了,比如纪实题材的片子,那些好东西没法在电视上播啊!”一说纪实题材,陈晓卿立马来了精神,他说自己常常会看完一些独立导演拍的片子晚上睡不着觉。最近上映的《乡村里的中国》、《请投我一票》,他就不厌其烦地向大家推荐。

  一部片子从最初极好的创意到折衷、让步、完成,这些年看得太多,陈晓卿不再习惯一脸严肃地谈理想。“20年前太不理性,很多欢乐都是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上的,现在太理性了,一点欢乐都没有了”。要说有一点成就感的话,那就是《舌尖》这个片子给纪录片产业带来的变化,对这个行业的推动,有自己的一点贡献在里面,“包括叙事的建立,印象风格的追求”。

  一个朋友曾调侃陈晓卿:在电视台工作的,称为“政府鸡”,独立制片人,可以自由自在拍东西,称为“土匪鸡”。有没有想过当“土匪鸡”?陈晓卿的回答很是闪烁,他说自己是一个“内心很向往自由又特别懒的人”,连职业都是机缘巧合走到这一步,“我的理想是要当个作家,考大学的时候因为个头和眼睛,给收到摄影系了”。

  在博客里,陈晓卿也不止一次提到“体制里的隐忍”。但他现在更多的还是满足,“经常想以前一起拍纪录片的人,我算很幸运的一个,对美食感兴趣我可以拍《舌尖》,同时代的人都还没我自由,他们心里想拍的东西还是很难找到资金、设备和团队。没人逼我必须去完成自己不愿做的命题作文,这是我比他们幸福得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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