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了！我必须这样说，在被关于“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纷繁议论轰炸半月之后。

    这39所中学的职责所系，不是为北京大学培养学生。我们的中学职责所系，也不是为大学培养学生。中学教育应当对社会负责，而非对大学负责。中学教育是为了培养“人”——人格健全者。

    遗憾的是，许多议论迷失在斑驳丛林里，尽管不乏精彩，却忘了这最基本的一点。

    太多的关注投向北大，太多的议论围绕大学，可是别忘了，这不是打扑克“进贡”。我愿意相信北大的初衷是为了在中学和大学之间建立良性的沟通渠道，但北大的强势至少在客观上抹煞了此点。39所中学错误地把自己定位于向北大“进贡”，公众也机械地把这项改革尝试单纯置于大学的逻辑里加以理解。

    这样的现状恰恰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里中学定位的尴尬乃至误区。中学教育的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被限定于为大学做准备；中学生学业的标准，甚至是终极目标，在于进大学、进好大学。这样的定位，与片面鼓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如何如何，在逻辑之荒谬上是衔接的，在认知之粗浅上是一致的，在影响之恶劣上是相同的。

    殊不知，中学作为人生观奠定和人格形成的关键期，具备独立的价值，乃是“人”的教育中重要一环，其承担的功能远超“大学预备”一项。

    中学可称为社会之预备。80余年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教授林砺儒兼任高师附中主任（即校长）的演说《我的中等教育见解》中，批驳了中学教育不过是通往大学的一道桥梁这样的谬见。他提出，“中等教育其自身就是目的，决非为将来某种专门之准备”，所以，“中等教育的任务就是引导少年人格之放射线到各方面去。例如文学的陶冶，并非要把少年立刻造成一位名家，也不是准备将来卖文讨饭，乃是要引导他的人格的活力往文学方面去。科学的陶冶也不是要养成科学家或准备做农工，乃是要引导他的人格的活力往科学方面去。艺术的陶冶也是一样的理由……我认定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决非何种职业之准备……若有人问我中学毕业生做什么，我就说也不为士，也不为农，也不为工，也不为商，是为人：也可为士，也可为农，也可为工，也可为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