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汶川地震报道，心情与多数同行有所不同，因为我是唐山人。

    1976年7月28日凌晨，蓝光闪过之时，我两岁。我自己就是被人从废墟下抱出来的，我的奶奶则是当时24万遇难者之一。

    汶川地震发生时，我刚参加完奥运火炬登顶珠峰报道4天，正在拉萨休整。听到与唐山大地震相同的7.8级震级(早期对汶川地震震级的测定)，看到不断增长的伤亡数字，我坐立不安，几次向领导请战，终于获准。

    5月15日晚，新华社汶川地震前方报道指挥中心决定派我赶往震中映秀镇。第二天上午，我和一位同事、两位志愿者从成都出发了。映秀见闻已反映在其他稿件中，在这里我只记下向目的地进发途中一些经历和感受，因为那是一次迷惘、艰难和震撼之旅。

　　“偷渡”紫坪铺水库：赤子之心不可阻挡

    汶川县映秀镇距成都75公里，前55公里都可以行车，但由于剩下的路段当时尚未打通，最后20公里我们足足走了22个小时。

    汽车到都江堰就走不动了，为确保救援队和物资及时运往灾区，军警官兵封锁了通往前方的唯一路口。我们只好把汽车存放在一户老乡院里，租了辆农用三轮车，绕小道继续前进。即使这样，也只能再走9公里，因为前面就是烟波浩渺的紫坪铺水库。

    这座昔日风景秀丽的水库成了我们无法逾越的天堑。这里到映秀，直线距离只有16公里，我们却一筹莫展。四周都是大山，本有盘山公路可走，但当地人说，绕来绕去要走五六十公里，而且被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大面积阻断了。

    唯一可行的是水路，临时码头前，不时有解放军的冲锋舟匆匆往来。可这些小船都装满了救援人员和物资，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

    从中午开始，我们汗流浃背地扛着沉重的背囊，顶着太阳和飞扬的尘土在大坝上徘徊，心急如焚。这样挨过了漫长的四五个小时。硬闯不行，必须等机会。

    苍天不负有心人！夕阳西沉时，一座宽大的野战浮桥靠在岸边，开上去6辆军车，看样子是要用汽艇拖着它到灾区去。因为我穿了一身野战迷彩服，就穿过车辆的缝隙，随着搬运帐篷的解放军和武警战士上了桥，居然没有受到阻拦。

    船开了，我们这几个“偷渡者”提到嗓子眼的心才放了下来。尽管得知到目的地还要三四个钟头，但总算跨出了关键的一步。

    在租乘三轮车的半路，有4个满面疲惫的年轻人挤了上来。一问，我们吃了一惊：他们是震区茂县的农民，在成都打工。地震发生以后，家里人杳无音信，他们急着回去看看。茂县距成都约200公里，当时，通往那里的路全断了，连解放军也只能少量空投进去。照当时的进度，这几位农民恐怕半个月也走不到。

    我把情况对他们讲了，可是他们表情坚定，说：“爬也要爬回老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