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无期徒刑”到“五年徒刑”，由“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到“罚金人民币两万元，并退赔其从银行ATM机上取出的17.38万元”，两次判决可谓云泥之别。

    其实，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公民，之所以如此关注许霆案，固然是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关心和探讨，实则也因为许霆案与社会每个人息息相关。试问，有几人不用ATM机取款？万一ATM机再出现类似故障，人们该如何面对，又会有怎样的结局？

    自从许霆案跳进公众的视野后，里面蕴含的更多法律关系以及社会常识深深刺痛着公众的神经：难道法律可以置ATM机的故障问题不顾，把板子全部打在许霆身上？这样的判决也许可能对贪利者加大威慑力度，但对于出错方的银行，是否同样具有警示作用呢？在相同的法律条件下，同一案例，为什么可以从无期而一落千丈，一下子变成短短的五年？法院判决刑期发生根本性变化，到底是因为法律本义使然，还是舆论干预的结果……

    从法律条文来看，许霆被认定为盗窃金融机构，获刑无期有据可依。根据《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将许霆定罪时，ATM机被认定为金融机构，而问题在于，ATM机是不是金融机构？这些都成了争论的焦点。在许霆案中，正是因为舆论和公众的强烈关注，直接促使这起案件一审判决结果的改变。人都有趋利的一面，都可能一不小心掉进许霆式的陷阱。许霆有过错，但对这种过错的惩戒到底该如何权衡？我们的法律是否还残存着那种计划经济时代，过分强调保护公共财产而忽视私人权益病灶的阴影呢？

    现实中，我们经常遭遇类似情况：ATM机取出假钱——银行无责，网上银行被盗——储户责任，银行多给了钱——储户义务归还，银行少给了钱——离开柜台概不负责……这种强烈不平等、责任权利严重不对称的格局，既说明了银行的骄横，也凸显了用户的权利贫困。

    诚如有学者指出，由于银行服务的不完善，银行的疏忽给了许霆可乘之机，导致人性恶的一面被勾起，银行应该负起“引诱”的责任。此论断并非虚妄之谈。

    银行的权利与责任不对称，客户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这是ATM机“身份待定”的原因，也是客户权利不保的致因。就银行ATM机连续不断地出现“事故”，国家银监会等相关部门应立即收集案例、研究现象、商讨对策，最好能制定一部针对柜员机管理与使用的法规，以此调整银行（ATM机）与客户的关系，落实双方的权利与责任，使柜员机这种自主设备能趋利避害、更好地服务客户。（李文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