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放曹”式执法，并非解决之道

在北京城铁龙泽站，“黑车”把街道堵得严严实实（2006年4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文摄

在北京赵公口长途客运站的出口处，聚集着很多“黑摩的”（2006年4月29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文摄

    迹象表明，目前上海有关部门查处“黑车”的方法，类似于“捉放曹”。一般是查实违法事实后处以数千元至上万元的罚款，但由于处罚后缺乏进一步的管理措施，“黑车”往往重返街头。

    在奉贤一案中，雷庆文自２００６年就开始开“黑车”，并于当年４月被交通执法部门抓获并接受１万元处罚。记者采访得知，绝大多数“黑车”司机都“上过钩”，并遭到相关处罚，但这些“驾龄”不短的违法营运者至今仍在街头揽客。

    “捉放曹”的效果并不显著。交通管理部门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５年上海共查处７５００多辆“黑车”，２００６年查处２．２万多辆，而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１１月共查处２．５万多辆，呈越查越多之势。

    上海市民蒋女士担心地说，处罚过后一切照旧，这只会激发“黑车”要进一步“赚回来”的心理，宰客行为一定会变本加厉。

    薄海豹认为，“捉放曹”式执法的本质是“以罚代管”。值得警惕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捉”和“放”，更容易带出一个恶性循环：乘客深受“黑车”之害——执法部门给予罚款后放行——“黑车”为弥补损失变本加厉——乘客受害更深。由此，查处“黑车”也就成了一个屡禁不绝的“猫鼠游戏”，而乘客则成了最终的利益损失方。

    上海社会学会会长邓伟志指出，这一做法带来的“副作用”，是部分人会认为查处“黑车”已成了执法部门“搞创收”的一个途径。

    那么，解决这道执法难题的长效机制是什么？

    邓伟志认为，查处“黑车”不仅要罚，也应当“管”，绝不能“一边放任自流，一边逮住就罚”。比如，一方面可以通过牌照掌握车辆情况，予以动态监管和抽查，对再次违法的车辆限制其车辆使用，从而避免执法者对“老脸”熟视无睹，成为惰性管理的“收费员”；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一些管理手段鼓励“黑车”司机加入正规出租车管理体系，从而合法规范营运。

    薄海豹还表示，在“黑车”较常出现的市郊，公交车、正规出租车很少，百姓出行很不方便，黑车滋生有其“土壤”。对此，有关部门应切实解决百姓出行需求与交通资源配置的矛盾，从根本上解决“黑车”顽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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